1949年10月1日举办的开国大典，如同一首雄壮激昂的交响曲，昭示了中华民族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占、被奴役的屈辱历史，昂然矗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在庆祝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之际，我们采访了十几位经历了开国大典的中办老同志，听他们讲述开国大典的那段往事。当年他们都二十岁高低，风华正茂，现在年纪最小的也有82岁，最大的已92岁，昔日的意气风发已变成今日的淡定从容。但65年前参加开国大典的经历仍镌刻在他们记忆深处，每每追忆仍会热血沸腾。

永远铭记毛主席庄严宣告那一刻

“参加开国大典，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这是我们问得最多的问题，也是我们最想知道的问题。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华国民共和国中央国民政府成立了！那个时刻是印象最深的。这是多数人的答复。这也和我们今天看开国大典影像材料的感到是一致的。

毛主席的警卫员孙勇，那一天奉命在东北履行任务，并不在北京，只是从广播里听到的消息，但开国大典的热烈气氛同样让他很激动。他说：“革命了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艰巨岁月，毛主席领导全国国民推倒了三座大山，消灭了国民党部队，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建立了中华国民共和国，全国人都欢欣鼓舞。”

当年年仅18岁的郭英在机要处工作，她因为个子小站在了队伍前排，可以很明确地看到毛主席，“游行结束后，群众自发跑到天安门下面见毛主席，我就在队伍里面，毛主席就在城楼上向我们招手，从城楼的一边走向另一边，我感到很亲切，眼泪止不住地流。”

张长行、杨桢夫妇当时都是秘书处干部，一个是速记员，一个是打字员，会议速记，他们站在西华表的西南面，就是现在国民大会堂前面的地位。

“那时候很高兴，”杨桢笑着说，“因为之前从来没见过飞机，那天看到真的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去了！”相较于杨桢，作为速记员的张长行则感到紧张、繁忙得多，大典前期他参加了每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尽心肠为新中国成立的筹备会议作记载，也亲历了国旗、国徽和国歌的出身。因为所站地位、所处岗位、所负职责不同，所以他们当时的感受不完整一样。同为秘书处干部的李秉训印象比较深的则是毛岸英在他们的队伍里面，和她只隔了两个人。

冼福龄和陈玉芳夫妇也都参加了开国大典。当时冼福龄22岁，是北京大学三年级学生（毕业后被分到中办机要处）；陈玉芳20岁，是机要处干部。陈玉芳站在现在西观礼台的地位，回想起当时的场面，她还是难掩激动：“朱总司令检阅部队，广场上掌声雷动！还有就是五星红旗升起、游行队伍过来的时候，人们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华国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问候大家：‘工人同志们好！农民同志们好！’最后游行队伍结束的时候，少先队员们涌向天安门，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激动得不得了，不停地蹦啊跳啊。这些印象都很深。回到单位之后，好长时间我的心情都安静不下来。”陈玉芳还讲起自己努力争取参加开国大典的故事：“刚开端组织上没让我去，说我身材不好。我不干，就去找领导，说我身材没有问题。后来领导批准了。我是从太行山沟里面出来的，能见到这么大的场面，那不得了。”

冼福龄站在中山公园南门地位，他印象比较深的也是阅兵，“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阅兵，大规模的阅兵。”新中国成立前他一直在北平，并参加了地下党，在学校里参加学生运动，速录公司，和国民党特务进行过激烈奋斗。国民党从北平撤退时，留下了宪兵十九团，那里边特务很多，所以10月1日前后，北京还不是很太平，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还很周密。当时21岁的机要处干部苏维民是北京人，他也讲道：“解放前北平白色可怕，国民党的特务见了卖报的小孩就打。卖书的书摊，哪本书看不顺眼，特务马上就没收了，有时直接把卖书人带走。”

今年92岁的赵峰，北京速记，是我们见到的年纪最长的“老中办”，他当时在香山党委担负秘书。耄耋之年，再回想起开国时的往事，他也有了别样的感想：“天安门上这些领导人当时年纪都不小了，包含民主党派人士，这些人能够集中，按时到会，这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不太安全，还有特务，所以是让他们先到东北，又从东北到西柏坡。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此外，他还深情回想起自己护送领导人家属进北平的经历：“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说这个队伍由你来带队，任务艰巨，问我怎么样，我说保证完成任务。我能接到这个任务并顺利完成，是我这辈子非常自满的事情。没有什么人能有机会吸收这种任务，所以我很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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