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叶子龙说：我是56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录音流露不满的。

很多时候，毛泽东想上什么处所去，会亲自唆使让叶子龙先去看一看，或安排一番，在外地定下运动日程，也由叶子龙同各方面接洽、安排。

例如，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那是1957年底，隆冬时节，北方天寒地冻。毛泽东要我先到南方转一转，说是看看各处的房子，以便安排开会。我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广西的南宁等地转了一圈。在南宁，创造也有可用于开会的房子，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决定在南方开会，南宁也是一个开会地点。”

这样，叶子龙又为在南宁开会做了许多筹备工作。当时南宁没有暖气，若逢阴雨天，室内还挺冷，叶子龙就同上海方面接洽，从那里弄来了电水暖器。

笔者从一些材料和书籍中懂得到，那次南宁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从1957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对1956年中共部分领导人提出的反对经济冒进的意见展开批评。12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会时，指名道姓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到南宁后，更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

在南宁会议上，印发了22份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反冒进的部分言论、《国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1957年打算的报告》的节录都是作为供批评反冒进的材料用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在听汇报时几次插话，都是批评反冒进的，且言词激烈。

据有关记载，毛泽东对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非常观赏，视为反冒进的鲜明对照。甚至拿着该文质问周恩来，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答复写不出来后，毛泽东进一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似乎还是第一次。

叶子龙回想说：“由于毛泽东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话说得很不客气，南宁会议的气氛的确显得紧张。以往开会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时常安排一些运动，跳跳舞。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舞厅也没有人去了。”

笔者听说也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对会议录音发了一通火，不许录音，就问叶子龙是否确有其事。“是有那么回事，本来录音的工作都安排好了，线也拉好了。毛泽东赌气后，赶快全撤了。”

说到录音的事，笔者想起“文革”期间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有几位所谓“黑帮”的罪名之一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文革”后是非得到澄清，所谓窃听，实际上就是正常的录音，但没有事先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文革”期间，很多人以“窃听”的罪名挨了整。

经笔者向部分知情人询问，得知之所以有人能利用此事做文章，是毛泽东确实因录音而发过火。那是1961年，毛泽东出巡南方，在湖南时，他创造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室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就面露不悦。

当他问汪东兴是谁让带录音人员时，汪东兴未向毛泽东阐明录音人员是他打招呼带的，他没做周详的解释，成果毛泽东勃然说道：查一查人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他的党籍。

电话打到北京中央书记处，是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接的。后来，根据毛泽东的唆使，经书记处讨论决定：今后开会不再进行录音，并将以往的录音全部烧毁，只留下极少部分内容涉及党内一些未做定论问题的录音材料。很多懂得底细的老人，都感到这样处理非常惋惜，丧失了我党许多可贵材料。“文革”期间不少人还因这被演绎成的“窃听”事件，遭遇迫害。

如果懂得到更多的情况，人们就比较容易懂得毛泽东为什么会因录音而发火了。毛泽东很长时间一直对录音和做记载不太习惯。不光是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央或处所高级领导都对此不习惯。有时开会发言，搞录音的同志把麦克风放到他们面前，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将麦克风推到一边去。

叶子龙说：“我是1956年在山东，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录音流露不满的。1958年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不扩音、不录音。1959年在杭州开会，毛泽东一上来就讲：这次谈苏联问题，不做记载。柯庆施安排后告诉毛泽东，没有安排记载人员到会。毛泽东顺嘴说了一句：不光有用笔记的，还有用电记的呢。”

那么，中央开会做记载毕竟是什么时候开端的呢？当初这样做时，毛泽东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子龙说他也搞不明确，虽说这些事情后来都归他领导的机要室管，但在延安、在解放战斗后期，北京速记公司，却并非由他负责。自从陈伯达、胡乔木担负毛泽东的秘书后，中央开会，毛泽东的讲话有时就由他们做记载；有时江青也做记载。显然那时还没有固定的、专职的记载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