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网络图

　　历史现场，“九一八事变”时，真正能左右东北局面的国际因素是把持中东铁路的苏联。斯大林由于情报缺失而完整错判形势，致使全部远东格式产生剧变。在处理中国对日抗战的问题上，苏联的外交策略基础上也大致遵守类似的套路，它从1937年到1941年的种种重复，或已能从“九一八事变”前后看出端倪。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虎石台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在沈阳以北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引爆事先安置的炸药。紧接着，关东军立刻声称这是东北军所为，随即开端进攻北大营。深入影响中国近代史与远东政治格式的“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事变之初，举世震惊。无论张学良、蒋介石，还是国内外各方面都根本没有料到关东军会采用如此赤裸裸的军事举动，主动制作事端，挑起战事。缭绕“不抵抗主义”的考证向来是“九一八”研究的核心问题，论及事变前后的外交情势则多关注日本政府的政策经纬或国联考核团的始末。然而，回溯历史现场，当时真正能左右东北局面的国际因素却是把持中东铁路的苏联。

　　自沙俄时代起，中国东北便是日俄相互争取的“主战场”。“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北满”继承了沙俄的大批利益，尤以中东铁路为代表。布哈林在倒台前，就将中东铁路比喻为苏联插入中国的“革命手指”。在外界眼中，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似乎从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1929年初，法国外交部官员便告诫顾维钧，“苏俄的现有实力，北京速记，在远东特别是满洲制作任何出人意料的局面都是卓有余裕的”，所以“如果莫斯科由于受任何刺激而被迫举动的话，它是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明确有力的反响”。之后产生的事实完整印证了法国人的断定——苏联果然依附壮大的军事力量在“中东路事件”中教训了敢于莽撞寻衅的张学良。日军开启战端后，世人其实都在关心斯大林毕竟会如何应对东北的重大变局。当时舆论广泛认为苏联即便只是摆出强硬的外交姿势，日军举动也必受其牵制，东北走向将变得难以预感。于是，事变后数日间，国内外舆论均不约而同地揣度起苏联的态度。

　　9月21日，《民国日报》报道：“道里亚苏俄军已开端举动，显欲增固边防。”次日，《申报》与《中央日报》报载：“俄将进兵东路，借口华军无力护路”、“日军暴行未已，俄声言进兵。”之后数日，苏军增兵中苏边境的传闻随之甚嚣尘上，各大报纸更是积极渲染此气氛。《大公报》就披露，“俄外长正式通知日本大使：苏联对日本向中东路持续进兵，已不能再取旁观态度。”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亦关注莫斯科动向，同样认为苏军随时可能介入冲突，诸如“苏联要挟将在满洲采用举动”、“苏俄派遣武装人员支撑奉系抵抗日人侵占”这样的报道不时涌现在版面上。

　　日军攻占沈阳后，苏联时任外交国民委员李维诺夫确实高调对外宣称：“此次中日冲突为不可避免之事”，并强调：日本的军事举动并非只针对中国，其重要目标乃是苏联；苏联在远东地区已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军事筹备，完整有能力搪塞任何边境事端。驻扎哈尔滨的苏联外交人员私下对奉张官僚表现：“在事件扩大时即以武力解决，中东路戒备周密日人无逞能余地。”（王瑞华为报中东路理事会就日本出兵东北与苏联重要人物谈话内容致张惠景电，1931年9月23日）事实上，虽然关东军能在奉军“不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攻占东北大片地区，但在事变之初仍非常顾忌苏联的反响。日军顾问本部多次告诫前线部队：作战时不要利用中东铁路，避免刺激苏军导致其进行干涉。得知日军暂停向哈尔滨进军并通知苏联其举动限于南满东蒙的消息后，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便在日记中认定此为“俄外委李维诺夫向日本大使作口头警告之成果”。美国驻长春总领事在给国务院报告中亦指出，如果日军占领宽城子后，持续向北推动，则必将会严重刺激苏联而迫使其干涉。

　　正当各方都认为斯大林将出手牵制日本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之时，事态却忽然朝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苏联非但未出兵干涉，反而保持所谓“不干涉政策”，对日本吞并全部东北地区的行动无动于衷，直至苏联在1932年第一时间承认“满洲国”，并开端与日洽谈出售中东铁路。此间缘由毕竟是“国际主义”让步于“国家利益”，抑或是通过有打算地对日绥靖而将“祸水”南引中国，常为不同立场的史学家所争辩。近年来，随着苏联政治局及共产国际档案解密，方才让后人得以窥视斯大林决策的底细。当时的实际情况其实是斯大林由于情报缺失而完整错判形势，以致全部远东格式产生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