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法制秩序的状态和国家的兴衰密切相干。中国古代经历了很多盛世，盛世的标准和他的一个动力就是法制，没有不讲法制的盛世。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对法制的论断很多具有超出时空的价值，先人留给我们的法制遗产、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是真实的、深厚的、非常可贵的，值得认真研究汲取。

[要害词] 传统法律文化;法律工具主义;法律权威主义

[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A

最近习总书记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表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尊重以及对以史为鉴的器重。确实是，中华民族法制的历史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经过了四千多年的发展一直没有中断。所以人们经常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对世界有着影响，其实中华民族的法制文明对世界的法制发展同样有宏大的影响。就唐朝法制来说，影响了周边的国家一千多年。我今天想从鉴古明今方面讲几个问题。

一、扫除法律工具主义的影响，会议速记，坚固建立法律权威主义的观念

谈起法律工具主义，还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左右，管仲提出依法治国。此后，法律就被公认为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谓治世之具，也可以叫治国之具，法律的工具主义从这儿就开端了。到唐朝，魏征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国家好像是一匹奔马，骑在马上的骑手就是皇帝，皇帝手中拿的鞭子就是法律，这样就把法律工具主义更加形象化。既然古代的法律是君主手中的鞭子，这个法律必定受到君主的影响。遇有开明的君主就能够施展法律治世功效的作用，遇到昏君那就没有措施施展法律的治世功效。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唐太宗时代就是个讲究法制的时代。当时，针对官吏假冒捏造履历，唐太宗说了一句话，以后再遇到假冒履历的官员必逝世不赦。不久，又创造了假冒履历的事情，大理寺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没有断逝世刑，唐太宗就非常不高兴，说我说过以后再有必定要处逝世。这时戴胄讲了一句话，北京速记公司，他说什么是法，法是“国家布大信于天下”，不能因为皇帝一时喜怒的意见，使法丧失了大信，这样说服了唐太宗。唐太宗说了一句话，法乃天下之法非朕一人之法。所以皇帝也遵法了，这就施展了法律的工具主义的作用，这是遇到了明主。

遇到了昏君的时候，就是法制的败坏。隋文帝本来是很器重法律的，但是到晚年任意为法。比如说六月天要判处犯人逝世刑，大家就劝解他从汉以来都秋冬行刑，六月天不能判逝世刑。他说六月天为什么不能判逝世刑呢？六月天还有雷霆震怒，雷还会击人呢，我是皇帝我也可以杀人。所以法律工具主义是人治下的法制，遇到明主确实起到了治世的功效，但是遇到昏君的时候便不能施展积极作用。法律工具主义不仅影响了全部古代社会，也包含近代社会。想起用法就把法拿出来，不想用法就把法收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坚固建立依法治国的法律权威主义的观念，就必须扫除法律工具主义的残余影响。

二、法与改革的关系

法与改革的关系就是古人所说的改制与更法。春秋战国时代处于社会大变动时代，其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联在一起的。到汉以后，独裁制度坚固建立起来，谈改革多半都是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先秦的也好，以后的也好，体制改革总是和法制密切接洽在一起。也就是说，成功的改制，成功的改革都是和法制相向而行。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是建立一家一户的封建的生产方法。政治体制改革是破除世卿制度，建立军功爵制。这次改革借助于法律，颁布了许多新法。开阡陌，封疆令，破除了过去的土地国有制。颁布二十等军功爵令，嘉奖首功，破除世卿世禄。这些法律明确地提出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对改革起了领导作用。其次商鞅也利用法律打扫或者是减除阻碍改革的旧权势。把反对改革的旧贵族，甚至太子的师傅处以肉刑，借以推动改革。最后是运用法律来巩固改革的成果。这些成果得到了秦国百姓的拥护，所谓秦民大悦。尽管商鞅被处以逝世刑，但其法未败。所以改制与更法密切相干，成功的例子都是改制与更法相向而行。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警世观点

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了很好的观点，具有警世恒言的价值，这里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不能以私害法。私是私心杂念的私，不能以私心、私利、私权来迫害法律。这个话是慎到说的，“法之功，莫大于私不行”，“立法而行私，其害也甚于无法。”商鞅也讲过，以私害法者国必亡。立法之后，绝不能以私利、私心来迫害到法律，否则就伤害了“治功大定”的法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