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忆往情深 陈毓贤：冷战时代在台北上大学）

我和表姐梁淑贤1965年秋达到台北，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连街上嗅到的气味都和马尼拉不同。早上到了弥漫着雾的操场散步，有点凉意，热带长大的我们，马上跑回寝室把新买的风衣裹上，感到浪漫得不得了——这类衣服之前只在银幕上见过。
师范大学女生第三宿舍重要给“侨生”住，八人一室。除表姐和我外，三位来自韩国，一位来自柬埔寨，两个本地生，一个是艺术系的，据说父亲是刚逝世的要人，很少在宿舍过夜，床铺重要放她的画架。她戴孝，头发上插了朵白纸花，这对惯于戴孝穿黑衣裳的表姐和我又是新鲜事。
朝鲜战斗烽火中成长的包大姐短小精悍，皮肤白净，细看蛮俏丽的，带了毛衣和人参来台湾卖，同宿舍不少同学来看毛衣，她方便索地讨价还价；没卖出去的货则送到市内衡阳街卖给商铺。她每年韩台两边跑几趟，毕业前已攒够钱在台北买房子。记得她评论人最常用一句话：“不知好歹！”就是说此人不明确自己的处境，对她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同在朝鲜战斗烽火中长大的小沙却似乎不食人间烟火，是位长腿美人，冬天脸颊红得像苹果一样；她和我同被分配到国文系丙班，创造我寄往马尼拉的家信封面上直接写父亲姓名称他为先生，惊异得很，说：“怎么敢这样称呼？”她寄往釜山的信封都只写自己的名字“沙家书”。
寝室里四张高低铺的床紧靠着两面墙，第三面墙设了衣橱，第四面则是大玻璃窗，八张书桌分两排面对面地摆在中间，虽不宽阔，却有窗明几净之感。台湾属亚热带，但因没暖气，门窗又不密封，冬天是相当冷的；我们下课回来便各自躲到被窝里看书。冬天最怕要用厕所，从暖窝里爬出来，出寝室绕到宿舍旁边冷飕飕的厕所，北京速记，是蹲着用那一种，又脏又臭，真怕滑到坑里。凌晨听到宿舍的女佣阿莺高声喊“热水来了”，大家就滚下床把热水瓶拿到寝室门口。阿莺穿着有补丁的碎花衣裤，背着襁褓里的婴儿，北京速记公司，躬身把我们的热水瓶逐一注满，又到走廊下面另一个寝室门前高喊“热水来了”。我七十年代到台湾玩，回师大看，图书馆出口处坐着个打扮入时穿高跟鞋的检察员，竟是阿莺！她还认得我以前是第三宿舍的。
我认为我们住宿舍是够艰巨的，不久才知晓能住进宿舍并不容易。有一晚外出过了钟点回不了宿舍，有个同学见我徘徊地在街头徘徊，可怜我，邀我到她住的处所过夜。她和几位女生在学校租了一间阁楼，大家就把铺盖放在地板上像沙丁鱼那样挤在一起睡，我一夜无眠，怕一转身就碰到左右睡着的人，好不容易挨到天亮。

1965年台湾师范大学学生应用游泳池的允许证
读师大的学生得了政府赞助，毕业后须至少教三年书，年纪较大的是读完师专教过书再考大学的，一般比较清贫，学风纯朴。我国文基础不好，全靠侨生身份加分混进来，总感到在其间突兀。我们丙班二十多个人，后来大半安分守己教书，其中王开府当了师大国文系主任。最精彩的是高惠宇，当过记者、编辑、立法委员，并一度任台湾“中央电视台”董事长。
国文系有些大陆来的老先生乡音很重，他们讲课我听不懂，幸好基础上是朗读教材。书法老师是陈诚“副总统”七十多岁的姐姐，称学生为“弟弟、妹妹”，令我们听了窃笑。教近代史的王家俭很年轻很认真，后来以研究海军史著称，八十年代到哈佛做研究曾在我们家吃饭。《一个女兵的自传》（1936）作者谢冰莹教“新文艺创作”，重要讲“新式标点符号”的用法，却要我们真正创作，还把这些习作编为《青青文集》（1967）出版，满足了我们的作家欲。我的短篇小说《幻与实》 讲一个女子在菲律宾华侨学校教书，有个殷商的儿子寻求她，两人不十分匹配，但她最终还是认命嫁了。
从大陆到台湾的许多老兵退伍后开三轮车。我到台湾第三年，台北市取消三轮车，政府便辅导这些三轮车夫转业为计程车司机。也有不少开食摊的，师大旁边龙泉街便有许多老兵开的各种南北小吃档，价廉物美，五毛钱只有卤汁和葱花拌的阳春面也好吃得很，是灌进塑胶袋里带回宿舍做宵夜的。龙泉街有家较体面的小饭店，具备了五六张桌子和长板凳，墙上贴了字条谓“不谈国事”。
我家人对台湾的印象很笼统，我到师大读书之前，唯一到过台湾的是我叔叔。他参加马尼拉的国民党艺术宣传队，吹单簧管，数次乘军舰到台湾劳军，北京速记，蒋经国执政时代被委派为“党务顾问”。我在台湾时，阿嬷曾参加广东中山同乡会旅游团到台北庆祝双十节，将近七十岁第一次乘飞机，风风光光地参加节日游行。我和表姐随团赴台北中山同乡会的招待茶会，见到孙科、五短身材的王云五，还有戴着水钻冠冕、艳光照人的该年度美国华埠小姐，和一对来自秘鲁只会说西班牙话的姐妹花。
那时离“二二八事件”已将近二十年，我们这些外来人并没觉察到“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有什么抵触；大家似乎都非常爱护一天比一天好的平常生活，并且不吝于分享，空气中有股久病初愈那种经涤净的安定。表姐和我偶尔到基督教聚会所做礼拜，碰上一位举止精巧、四十开外的空军寡妇，十来岁的叛逆儿子很少回家，她在某机构做个小职员，常做一桌佳肴请我们吃饭，为的只要听听年轻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