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1日，孔飞力先生（Philip Alden Kuhn）因病逝世，享年八十三岁。孔飞力先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美国史学家和汉学家，一辈子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和《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以识见卓特、分析高深著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武研究员2001至2002年担负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曾系统旁听了孔飞力先生开设的“海外华人史”课程，以及他和柯伟林教授合开的“中国学史”课程，并对他做了深度访谈。周武先生2002年6月25日将一份访谈提纲交给孔先生，孔先生花了近二十天时间就访谈提纲做了简明的书面答复，并约周武先生于7月16日下午到他的办公室，在他书面答复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对谈。本文即根据孔先生的书面答复和当天的访谈录音收拾而成。孔先生回想了自己的学思过程，并就中华帝国晚期的国家与社会诸多方面的问题畅谈了自己的见解。哲人其萎，周武先生独家授权发表这篇访谈，以缅怀这位毕生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并做出卓越成绩的汉学大家和气然长者。

孔飞力正在吸收采访。
周武：您是从什么时候开端接触中国历史，又是从什么时候开端决定以研究中国历史作为自己毕生志业的？在接触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哪些机缘促成了你的这种选择，家庭、师友，或纯粹出于好奇？
孔飞力：我最早知道中国事在二战期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已经知道了中国长期反抗日本侵占的奋斗。许多和我同时代的人都为中国反抗侵占的精力所鼓舞。后来，我作为哈佛大学的本科生选修了费正清和赖肖尔（Reischauer）先生主持的“东亚文明史”（Introduction to East Asian Civilization）课程，之后我便对此深感兴趣。大约与此同时，我随着我的记者父亲到日本旅行，从此对学习日本文化产生了浓重兴趣（当时美国人不能到中国旅行）。大学二年级我开端学习日语，然后又到伦敦的亚非学院持续日语学习。接下来的1953年我应征参军，部队基础训练之后我被派往蒙特里军事语言学校（the Army Language School at Monterey）学习中文。1958年复员之后，我决定回到哈佛跟费正清先生学习中国历史。我对中国革命的起源比较感兴趣，博士论文就是《中国太平叛乱时代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后来以《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为题出版），不久我被芝加哥大学聘请为中国历史助理教授，在那里任教到1978年被邀请回到哈佛为止。
周武：在您的求学生活中，哈佛大学是非常重要的一站，速录公司，哈佛最吸引您的是什么？能否简略回想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校园生活？包含您主修和选修的课程，您的老师和你的同学，以及当年哈佛的学习与研究气氛。
孔飞力：大学期间，我修过克拉克洪教授（Clyde Kluchholn）讲解的心理人类学课程，并深深被它吸引，一度想跟他学人类学。我还选过诺曼·包拔（Norman Birbaums）、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等教授的课，诺曼是社会学家，塞缪尔是政治学家，受他们领导，我开端接触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课程及其理论对我后来懂得历史，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周武：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您到芝加哥大学任教过很长一段时间。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一样，当然也是一所顶尖名校，在您的印象中，这两所大学有何不同？当年芝加哥大学的东亚研究，更具体地说，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研究状态如何？
孔飞力：我是1964年在哈佛拿到博士学位的，但实际上我在此前一年，也就是1963年就已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了。我感到芝加哥大学在学问质量方面和哈佛差不多，都是高程度的学府。在芝加哥，我有很多精彩的研究生。你认不认识Prasenjit Duara（杜赞奇）？他是我在芝加哥领导的研究生，后来随我到哈佛进修，你看像他那么优良、程度那么高的研究生也在芝加哥。哈佛大学的东亚系和历史系东亚研究的人员比较多一点，规模大一点。规模大的处所你会认识比较多的人，得到比较多的支撑，而且有哈佛燕京图书馆，图书条件非常好。
当然，芝加哥大学也不错。芝加哥从前有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就是顾立雅老先生，他在那里的时候收集了很多清朝的典籍，比如《四库全书》，各种文化和史学方面的材料，芝加哥大学的处所志也比较丰富。芝加哥中文图书馆还不错，不过，跟哈佛燕京图书馆比还是有点逊色。此外，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资源非常丰富，比较强，传统很好，精力比较古典，很厉害，很多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都在那，我非常佩服他们。若论纯粹的学术研究，芝加哥大学可能比哈佛还要强一些，至少不亚于哈佛。
周武：但您还是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回母校哈佛执教，并主持哈佛的东亚研究。您当时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有的学者常把自己所选择的学府看成一种重要的生命隐喻，人生达到什么阶段，就会渴望与什么学府相接洽，您重返哈佛是否也暗含着这样一种生命隐喻？和您在哈佛求学的时候相比，重返时的哈佛东亚研究——特别是中国学研究有何变更？
孔飞力：这么跟你说吧，到1978年，我在芝加哥前后已将近十五年，而我也已四十五岁了。我想换个处所，换个环境，如果我再不出发到别的处所去，我一辈子就只能永远待在芝加哥了。你明确我的意思吗？如果我拒绝哈佛的邀请，大概再也不会有更好的处所去了。我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离开芝加哥大学的，没别的缘故。
如果说要估计我重回哈佛的意义的话，我只能说史华慈教授对我的影响非常重要。他是很难得的良师（至少和费正清教授一样重要，除此之外，我的研究分析方法——特别是历史信仰和思想方面的学习——相比费正清来说我更加接近史华慈）。我对芝加哥的生活并非不满意，但我盼望在哈佛能够找到更多与天才的学生及更大更具资质的研究中国的学者群体互动的机会。我并不认为这种选择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其实仅此而已。
周武：在您的学思过程中，哪些师友对您的影响最大？换句话说，如果将来您写“回想录”，首先会提到哪些师友？
孔飞力：说到“良师益友”，我和哈佛有着更多的接洽。除了我的老师史华慈之外（还有费正清，他在当时也非常生动），在哈佛还有我的老朋友、不同系科的同学和颇具才干的人（有些和中国研究并没有关系），我非常高兴能和他们建立比较紧密的接洽。老同学如戈德曼（Merle Goldman）和柯文（Paul Cohen）也在哈佛，我很高兴能够再次与他们接近。
在这些早期的筹备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韦伯、涂尔干、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莫里斯（Maurice Halbwachs）等人的社会科学理论。我对中国自身的文化有着浓重兴趣，但我从未疏忽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分析中国“案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