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晚年身材衰弱，心肌缺血、缺氧，不能多走动，写作一般不再到卧室外间的工作室，而是就近在床边当窗的三屉桌前。他习惯躺在床上看材料，那些材料就放在床边的一张条几上。

一天，父亲把我们叫到身边说：“现在，我打算开端写回想录！”我们不解其意，因为当时更不具备写回想录的客观条件。父亲解释说：“按目前的政治局面，‘文化大革命’不知还要拖到何年何月，去年看到的盼望，又渺茫了，我怕等不到这伙人下台的那一天了。所以，我考虑现在就把回想录写出来，即使是不完整的，也好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你们把它保存好，等到将来再公之于世。”

在父亲住进医院最后的日子里，他最挂念的就是回想录。有时则重复数着2、3、4和5、6、7、8、9几个数字。这是父亲的写作打算；4月份出院，5、6、7、8、9月份突击完成回想录，彻底完成！父亲大概已经从这次来得不祥的病中预感到了什么，所以急切盼望再给他五个月的时间来进行一生中最后的冲刺！

▲ 茅盾与儿子韦韬（80年代初）

父亲萌发写回想录的念头，是在“文革”前期；而动笔时，“文革”邻近结束，已届84岁。说起来，提笔与搁笔都和史无前例的这场“革”文化“命”的浩劫不无关系。

“文革”中，父亲不写捧场文章，却写着另一种“文章”—— 外调材料，而且十分认真地写。自1967年7月到1969年7月的两年，父亲共招待了130多批外调人员，调查对象重要是二三十年代父亲的熟人。由于上海把三联书店打成了“反革命黑店”，所以涉及了胡愈之、金仲华、张仲实等一批文化出版界著名人士。因为这些调查关系到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长期以来谨言慎行的父亲更加谨慎，北京速记公司，他不放心外调人员的记载，总是提出自己来写书面证明材料。他字斟句酌地写，有的材料甚至写了两三天。

他的日记中对“文革”不着一笔。我想，也许这就是父亲对“文革”的态度：我猜忌，我不懂得，我需要视察，所以我沉默。然而，他却在日记中记了每次来外调的详情：外调人员的姓名、性别，持哪个单位的介绍信，调查的问题，谈话的时间……一一记载在案。

他是戒备万一有人修正他写的证明材料而加害被调查的对象时，他能有据可查。在日记中父亲有时相当详细地记载了调查的内容，这多半是对一些年代久远的历史片断的回想。有时，外调的是父亲关心的事，他就分外地热情，如有一次从外调人员那儿得知，杀害杜重远的凶手已在东北被抓获，父亲就特别高兴。那天听说是来调查杜重远被害经过的，父亲虽前一天煤气中毒，头晕腿软，仍保持下楼招待来访者。显然，这些历史往事的调查，打开了父亲脑海中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

自从父亲于1973年秋重新在报纸上“亮相”之后，就有老编辑发动他写回想录。1974年父亲筹备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时，我们便提出，是否先写回想录，被父亲否定了。他认为，写回想录单凭记忆是不够的，需要查阅过去的报刊，来印证、补充或纠正自己的回想。“文革”尚在进行中，做这些事情现在根本不可能办到。1974年11月，会议速记，《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写，因迁居交道口新居而停顿了。不久，又有人向我们建议发动父亲写回想录，父亲仍未批准。他认为在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之后，国内形势将会越来越好，完整可以等到图书馆彻底开放，能查阅材料的时候再来写。

可是等到1975年底到1976年初，形势又骤然恶化。周总理逝世了，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全国国民又一次陷于失望之中。一天，父亲把我们叫到身边说：“现在，我打算开端写回想录！”我们不解其意，因为当时更不具备写回想录的客观条件。父亲解释说：“按目前的政治局面，‘文化大革命’不知还要拖到何年何月，去年看到的盼望，又渺茫了，我怕等不到这伙人下台的那一天了。所以，我考虑现在就把回想录写出来，即使是不完整的，也好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你们把它保存好，会议速记，等到将来再公之于世。你们不是有台录音机吗？这次我想采用口述录音的措施，根据录音收拾成文字。”那时，除了样板戏，一切文化娱乐运动都被禁止，我们和孩子们都爱好音乐，便从寄售店买了一台旧的盘式录音机，录了一些西方的古典音乐，在家悄悄观赏。我表现，口述录音是个好措施，比自己写省力多了，不过为保险起见，录音与笔记可同步进行。这样写作时就有两份材料，可以相互参照。父亲表现批准。

▲ 1938年初，茅盾（右）与夏衍（左）、潘汉年（中）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