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年。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是谢无量写的。谢氏重要是文学史家，还写有一部《中国文学史》。他的哲学史内容比较简略，也没有什么特点。

　　胡适从美国回来后，蔡元培校长请他在北大任教，讲中国哲学史。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读书时，博士论文做的是“中国逻辑史”，后来翻译成中文，叫《先秦名学史》。这部书重要研究先秦的名家和墨家。胡适到北大后，对先前的研究加以扩充，不单讲逻辑，也讲人生观等问题。讲义出版，就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实用西方哲学重要是实用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很有特点。上卷讲名家、墨家比较深入，儒道两家讲得浅一些，总体来说，有相当程度。蔡元培作序，指出了这本书的特点，引起了广泛注意。应当说，这是用新观点写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开端。胡书一出，谢无量的哲学史基础上就没人看了。

　　当时学术界最著名的大学者是章太炎和梁启超。胡适写出了哲学史，一时间名望超过了章梁。但胡适的下卷却写不下去了。因为接下来的哲学史要讲佛学，而胡适过去对佛学没有研究。他想先研究一段再说。后来他研究禅宗，还写了《淮南王书》，又研究戴震的哲学。可是下卷一直就没出来。

　　30年代初，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开中国哲学史课程。1932年，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了。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各家理论的分析都很深入。胡适的书，精华在于对名墨两家的分析很详细、很精彩，但只就这两家而言，冯先生也比他写得更好。学术界一致认为冯著是当时程度最高的一部中国哲学史。此前日本人也写过一些《支那哲学史》，冯友兰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他们。两年后，冯先生写出了下卷，从汉代一直讲到清末。下卷讲宋明理学尤为精到。日本人认为，冯友兰的著作，“开辟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纪元”。抗战前，胡适和冯友兰两人的著作最有代表性。此外一些历史学家，虽然不主攻哲学史，但也写出了一些程度很高的著作。比如吕思勉的《理学纲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都显示出很深的功力。

　　此外就是我写的《中国哲学大纲》。胡、冯两位先生写哲学史是以人物、以哲学家为纲，一个一个往下写。我换了一个体裁，以问题为纲，把中国哲学史分成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分成一些问题、领域，因此书的副题就叫“中国哲学问题史”。1936年，书写好了，商务印书馆排好了版筹备印刷，可是不久抗日战斗爆发，没能印出来。1958年，商务印书馆的同志认为这本书还有必定价值，就按保存的纸型出版了。当时有人评论说，关于中国哲学史有三部比较重要的著作，除了胡、冯的两部大著外，“还有一部就是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说我这本书以一个比较新的体裁、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哲学史，对其中的问题、概念、领域，讲得比较详细、明确。

　　1952年院系调剂，全国高校的哲学系全都合并到北大。冯友兰先生和我从清华到了北大。那时候大家都学习马克思主义，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1957年，冯先生给毛主席写信，说愿意进行思想改革，必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重写一部哲学史。毛主席回信说：“你愿意吸收改革固然很好，还是以诚实为宜。从50年代起，冯先生一直受批评，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但直到“文化大革命”，他还是保持要用新观点重写哲学史。从牛棚出来后，冯先生一度时间也跟着批孔，走了一段弯路。晚年他对此有过自我检查，说当时说了很多违心的话，没能做到“修辞立其诚”。这时候冯先生快90了，他下决心要实现重写哲学史的夙愿。到95岁时，终于写了出来。晚年的冯友兰，眼不能视，耳不能听，手不能写，只能用嘴说。说出来，由秘书记载，然后念给他听，边听边修正。他后来胆量很大，不但写到近代，还一直写到现代，现场速记，写了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梁漱溟、金岳霖，也写了自己，还对毛主席的思想有所批评。国民出版社给他出了六卷，叫《中国哲学史新编》。香港印了第7卷，叫《中国现代哲学史》； 台湾出版的这一本，就叫《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冯先生的《新编》， 运用唯物史观，接洽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背景来讲哲学史。此外很重视哲学史中的唯物论思想，这一方面是冯先生以前的哲学史中讲得比较少的。

　　50年代以来的哲学史研究重要受苏联日丹诺夫的影响，强调哲学史中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奋斗，强调阶级奋斗，把思想搞僵化了。拨乱反正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懂得放，涌现了较新的景象。大陆重要是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尊重中国哲学史的历史事实；海外，包含台湾，比较重视唯心主义。他们也不必定完整毛病，其内部的观点也有分歧，很多研究有相当高的程度。比如新儒家。新儒家的情况很复杂。就熊十力这一系来讲，他的学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到台湾后，打出了新儒家的旗帜。三人现在都已逝世了，目前生动的是他们的学生。新儒家从传统出发来研究中国哲学，取得了必定成绩。大陆也有人重要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哲学史，但情况和海外还是有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