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些文字所反响的是两颗心灵有意通过言谈来介入的自发性、不可预期性和偶尔的趣味性。但每一处，尤其是历史部分，都依附于我们的大脑图书馆，尤其依附于托尼那不可思议地广博而井井有条的头脑。

　　蒂莫西·斯奈德(左)与托尼·朱特及其著作《思考20世纪》，图源网络

　　这是一本历史、传记和道德论著。

　　这是一部有关欧美现代政治理念的历史。其主题是权利和正义，一如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所懂得的那样。它也是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托尼 朱特的精力传记，他20世纪中期出身于伦敦，彼时“二战”和大屠杀的动荡刚刚过去，而共产党则正在东欧篡夺权利。最后，这是一份关于政治理念之局限（和更新能力）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之道德失败（和道德任务）的沉思。

　　在我心目中，托尼 朱特是有能力对观念的政治进行如此广泛探讨的不二人选。截至2008年，托尼著有多部热烈而富有论争性的法国史研究著作，并发表了多篇论述知识分子及其介入的评论文章，他还是一部取名为“战后欧洲史”（Postwar）的宏伟的1945年后欧洲史的作者。他运用其教化和史学的天分，来摸索介于简短评论与长篇学术研究之间的奇特表达方法，并使这两种情势都完善至臻。不过本书的产生，某种程度上缘于那年11月我明确托尼将再也无法写作了—至少在传统意义上如此。在我意识到他再也无法运用双手之后，我提议我们共同来写一本书。托尼患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这是一种退化性神经疾病，它一步步让人瘫痪，并终将（且通常迅速地）致人逝世亡。

　　本书采用的是我与托尼之间长时对话的情势。2009年的冬、春和夏三季，每个周四，我都搭乘8点50分从纽黑文到纽约中央车站的那班火车，然后换乘地铁到托尼所在的街区。他和妻子詹妮弗 霍曼斯（Jennifer Homans）及两个儿子丹尼尔（Daniel）、尼克（Nick）一起住在那里。我们的会见安排在上午11点，通常我会在咖啡馆里花个10分钟左右来收拾有关当天话题的思路，并做一些笔记。

　　我在咖啡馆里用热水洗一遍手，然后到托尼的公寓里再洗一遍：托尼的病况使他饱受冰冷之苦，我盼望能握一握他的手。

　　我们的对话始于2009年1月，当时托尼还能行走。他虽然无法转开公寓门上的把手，但还能站在门内欢迎我。很快，他便在客厅的一把扶手椅上欢迎我了。到了春天，他的鼻子和大部分头部都被呼吸设备罩住了，他的肺已经不能工作了。夏天我们在他书房里碰面，被群书包围，托尼在一架高大的电动轮椅上俯视着我。我有时会把持它，这当然是因为托尼把持不了。托尼此时除了头部、眼睛和声带以外，已几乎完整动不了了。但对本书的目标来说，这已足够。

　　亲眼目睹这一毁灭性疾病的过程，着实让人难过，尤其在病情急转直下的时候。2009年4月，看到托尼的腿和肺短短几个星期内就相继失去功效之后，我确信（据我的印象，他的医生亦如此认为）他已活不过几个星期了。我始终很感谢珍妮（詹妮弗的昵称）和两个孩子在那样的时候还能将托尼分给我。不过对话也是精力支撑的重要起源，它带给我们专注的愉悦、交换的和谐及工作顺利进展的满足感。致力于手头的话题，跟上托尼的想法，是一项很有趣也很快活的工作。

　　我是一名东欧史学家，在东欧，口述作品有其深厚的传统。这一类型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捷克作家卡雷尔 恰佩克（Karel apek）与托马什 马萨里克（Tomá Masaryk）的系列访谈，后者是两次大战之间捷克斯洛伐克的哲人总统（philosopher-president）。该书恰好也是托尼从头到尾读过的第一本捷克语作品。也许最好的口述作品是《我的世纪》（My Century），一部关于波兰犹太诗人亚历山大 瓦特（Aleksander Wat）的宏伟传记，由切斯瓦夫 米沃什（Czes aw Mi osz）在加州根据录音记载收拾而成。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一趟从华沙到布拉格的火车上，当时我刚开端历史学的博士研究。当我向托尼提议写出一本口述作品时，并未想到这几个实例，我也不自视为恰佩克或米沃什。作为一名读过众多此类作品的东欧研究者，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一些经久不衰的东西出自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