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说速记是边沿科学，他却为此奋斗了一生。

　　他20岁开端从事速记研究，至今超过70年，是目前仍在世的、国际上公认的速记工作者。他90岁诞辰的时候，国际速联给他颁发了毕生成绩奖。

　　在刚刚揭晓的国家技巧创造奖名单上，唐亚伟荣获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旧书店里一本不起眼的小书《传音快字》，决定了他的人生。

　　亚伟速记的出身

　　1915年出身的唐亚伟自幼家境清贫，父亲早逝，五岁便开端和母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天资聪慧、勤恳好学，不仅学业精良，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他在中华三育大学读书时，勤工俭学给校长当秘书挣学费。在当秘书的过程中，总是感到中国文字和语言之间在速度上的差距非常大，从而萌生了寻求一种能够快速、完整记载下文字的想法。一次偶然，他在南昌旧书店里看到一本最早的关于速记的书《传音快字》(蔡锡勇著)，就是这本不起眼的小书，从此决定了他研究速记的人生。那时，唐亚伟不到20岁。

　　唐亚伟介绍说，对于中国速记历史，国内专家比较认可的起源是1789年，蔡锡勇先生创造了中国的速记符号。这时正是清朝的末年，科技正兴起，清朝在搞洋务运动，世界则处于生产力大力发展的阶段。蔡锡勇的速记符号，是根据英国速记系统创立，用粗细线条记载字音。虽然在这之前也涌现过一些速记符号，但都没有利用和推广起来，而蔡锡勇的速记经过必定的改革，已经在清政府很多机构利用起来，产生了一些实际的作用。如当时的江南制作所，已有专门人员给张之洞做现场记载；国民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也都是通过速记记载、收拾下来的。经过考证，当时的局面，孙中山先生绝不可能身上带着厚厚的演讲稿，三民主义完整在他心里，演讲时候才记载下来。

　　研究速记的时候，唐亚伟创造，蔡锡勇的中国速记符号以英国速记系统为基础，根据毛笔的粗细笔道来记载。但当时科技的发展，中国已经涌现水笔，书写方法产生了很大转变。唐亚伟又找到了英文的“皮特曼速记”和“葛锐格速记”进行比较和研究，盼望总结一种合适中国人的速记方法。由于每天都要记载校长口述的大批公文、信件，唐亚伟试着用一些简略的符号来代表文字，书写速度果然快了很多。于是，他联合汉语的结构、读音、语法学、词汇学原理，同时吸收国际速记学原理，终于在1934年，研制成一种流线系统的速记方案。

　　随着抗日战斗全面爆发，唐亚伟跟母亲一起流亡到了重庆。当时，抗战后方的许多单位都需要书记员，唐亚伟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但是，看到周围的流亡青年却为生计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萌发了把自己的中文速记教给大家的想法。办学首先需要教材，当时纸张非常贵，唐亚伟的母亲帮他借钱印了100本《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学校就这样开张了。唐亚伟写广告，他母亲颠着一双小脚，提着小糨糊桶到处张贴招生启事。不幸的是正筹备开班，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把存纸张的一个茅房引燃了，所有东西荡然无存，这给唐亚伟的第一次创业带来了宏大打击。但他没有失望，他又四处借钱，重新把这个学校建立了起来。1938年，唐亚伟的第一所亚伟速记学校在重庆出身了。对于学员，他只收一点教材费。

　　1942年春，冯玉祥将军出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陶行知、李公朴、顾执中等社会名流担负董事。唐亚伟以“格瑞格”方案椭圆体为底本的中文速记成为中国速记界的主流，以至于中国速记都直接简称为“亚伟式速记”。

　　受聘不但没得到钱，还捐了不少钱

　　董事长是冯玉祥

　　当时的重庆，录音整理，社会各界人士都集中于此，各种思想都在施展着自己的作用。唐亚伟结交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朋友就是当时冯玉祥将军的秘书。在一次冯玉祥召开的“献金会(为抗日筹募资金)”上，唐亚伟作为热血青年发表演讲，号召大家捐钱，极富感召力。后来据冯玉祥的秘书讲，冯玉祥悄悄地问这个人是谁，要把他吸收进“利他社”。从此以后，唐亚伟经常出席冯玉祥将军组织的各种各样的聚会，并担负了“利他社”的副秘书长，还结识了陶行知、李公仆等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得知亚伟速记学校，懂得了速记的重要性后，冯玉祥主动请求当董事，他不但没有为自己的职位得到过钱，还为学校捐了不少钱。他还说，小孩应当从三岁起就学速记。

　　到了上海以后，唐亚伟想办学校，但找一个校舍非常之难，在朋友的赞助下才终于找到了一个二层的小洋楼来办学。当时的上海，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刚刚搬进几天，青红帮的人就到来询问背景。为了保住这个难得的一块栖身之地，无奈之下，唐亚伟又去请冯玉祥将军帮忙。冯玉祥将军派来士兵，荷枪实弹，并带来一块牌子，牢牢地钉在了唐亚伟二楼的大门上，牌子上赫然写着“军管重地”，落款是“冯玉祥”，这个牌子钉上以后，唐亚伟再也没有受到来自任何一方的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