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是纪念我国著名教导家陶行知先生逝世70周年的日子。陶行知先生对中国现代教导的贡献、他的人格人品和道德力量，影响至今。而他对于中国职业教导的开辟之功，却往往为外界所疏忽。今天，刊发此文，作为对先生的纪念，也盼望有启发于当今。

　　我国现代职业教导改革发展正处在历史的要害期，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待职业教导有新作为。中国现代职业教导在积极汲取外来经验的同时，也需要发掘本土的历史和理论。陶行知先生近百年前对职业教导的开辟摸索，值得我们思考。

　　为中国，陶行知选择了职业教导

　　巨大的国民教导家陶行知，作为一个留学美国，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导家，不贪图待遇，毅然投身祖国教导事业。他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放弃高师校长、教导厅长等候遇优厚的职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提倡和推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平民教导运动，开创了中国当代职业教导。可以说，为转变中国和国民的贫弱状态，他对职业教导的选择，也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

　　1915年4月，陶行知与在美国考核的黄炎培研究了中国应如何开展职业技巧教导的问题。

　　1916年12月5日，陶行知从哥伦比亚大学致信黄炎培：“国内青年，学成无用，中学毕业就业者仅十分之一，此为国内最急需解决之问题。解决方法：一在提倡职业教导，一在普通教导教材与训练方针，皆能合适于实用”。

　　1917年秋，在回国途中，他说到归国志愿：要让全国国民都有受教导的机会。回国后，即受聘于黄炎培先生等人创办的“中华职业教导社”，任特别社员。

　　1918年，陶行知发表了《生利主义之职业教导》一文。嗣后，陶行知在北京高师提倡附设“速记打字讲习班”，以应社会之需，亲自编辑平民职业小丛书。

　　在《教导者的机会与责任》等演讲中，他明确指出“好教导应当给学生一种技巧，使他可以贡献社会。”“教导的成绩，就是技巧；教导就是技巧教导”。

　　在南京、上海、香港、重庆，陶行知先后创办了晓庄师范、晓庄茶园和木作店、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中华业余学校、重庆社会大学等，力行职业教导。

　　1946年4月，陶行知到上海筹备育才学校迁校和上海社会大学工作，筹备在上海大办职业教导事业。5月6日。应邀出席中华职业教导社成立二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推介了英、美两国职业教导概况。两月后，陶行知先生逝世。对职业教导的知与行，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

　　“行”“知”合一：陶行知立足实际的职教思想

　　走过了从“行”到“知”的艰巨摸索过程，陶行知的职业教导思想极具特点。

　　“行是知之始”的认识论基础

　　陶行知指出：“学校里所重视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被挥于门外。说知也被疏忽，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的罢了”。陶行知认为，我们必须“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的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产生效率”。“亲知”也就是实践中得出知识，陶行知强调“行是知之始”，为职业教导的合理性、必要性寻求到了理论支撑。

　　为什么中国人长期以来不器重实践性强的职业教导呢？

　　陶行知认为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思想，造成我国传统文化中对劳动者和劳动实践的极度鄙弃，严重影响了我国职业教导的发展。而且，劳力与劳心分家，社会就难以发展，人类就无法进步。

　　“生利主义”的思想核心

　　陶行知保持职业教导是“生活所需之教导，职业劳动是生活的基础。任何人都必须吸收职业教导认为职业之筹备，任何鄙弃或鄙薄职业教导的观点都是草率和毛病的。”

　　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导》一文中，陶行知强调“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导应以生利为主义。”“生利主义”就是生产出有利于社会与人群的物质财富，造就出服务于社会与人群的技巧本事。“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导，皆得谓之职业教导。”这是全部职业教导的宗旨与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