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飘风飞雪书郑重）

编者按：本版尝试办“名家访谈”的连载栏目，首先特邀著名文史学者赵珩先生，请他谈谈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文史故事，保持现场鲜活的表述作风。根据事先断定的主题，由赵珩先生主讲，本报记者配合提问，录音稿收拾后由赵珩先生审阅。本栏目定名为“赵珩·留痕”，暂定两周刊发一版，敬请关注。

我们今天应用的四卷本《辞源》是《辞源》的第二版。《辞源》第二版的工作从1958年开端，是由商务印书馆承担的。当时没有所谓的“国家项目”之说，但实际上这是国家的大项目。这一版的工作与第一版相比，基础上是另起炉灶，它收录的单字有一万两千多个，复词大概是六万多个，是相当宏大的一部书。《辞源》第二版以1840年为界，收录的是1840年以前涌现的字和词。为什么以1840为界呢？因为按我们过去的历史分期，是以1840年为线划分古代和近代，《辞源》收录的是属古代部分的字词。

一开端，我父亲（编者注：赵珩父亲是赵守俨先生，为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参与了这项工作，过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为了《二十四史》的点校收拾工作，他被调到中华书局。此后这项工作实际主编是两位，一位是吴泽炎先生，一位是刘叶秋先生，恰恰这两位先辈我都非常熟悉，我从五十年代起就认识他们，他们和我生活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参加《辞源》工作的有上千人，但由两位先生重要负责，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一部语文方面的重要工具书。

吴泽炎

我通过他知道毛姆 

先说吴泽炎先生。吴先生生于1913年，江苏常熟人，操着一口浓重的常熟话。常熟话是不太好懂的，但我多少能听懂一些。很多人问我怎么能听懂这样的方言，我说这个不奇怪，因为我从小就认识一位常熟人，那就是吴泽炎先生。吴先生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在当时也是上海的名校。他是一个很广博的人，不但在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方面有很深的成就，英文也非常好。他早年曾在当时非常著名的《东方杂志》工作过，撰稿五十多篇。他的兄长，也是我国非常著名的一位学者——社会学家吴泽霖先生。吴泽霖先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鼻祖，和潘光旦齐名。

吴泽炎先生无论从工作的关系，还是私人友谊，和我家来往都非常多，尤其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一起迁到翠微路二号，父亲和吴先生就在一座大楼办公。吴泽炎先生的家在骑河楼，我家搬到翠微路之后，他仍然住在骑河楼，因此他几乎每天中午都在我家吃午饭。我也常常去骑河楼，他们那个院子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处所，所以我跟吴泽炎先生的子女也非常熟。因为那个院子过去是清华大学的宿舍，也是清华招待所，当时住的还有其他几家。

吴泽炎先生的个子很矮，将近一米六的样子，他的嘴里永远叼着烟卷，说话时烟就粘在下嘴唇上，包含他翻书、查材料的时候，也是嘴上挂着烟。有时候烟灰也来不及掸，所以经常弄到身上、书上。因为常含着烟，所以他说话的声音有点含混，再加上他浓重的常熟口音，一般人比较难听懂他的话，但是我仍能听懂。我今天闭上眼睛都能想到他的样子，非常亲切。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五十岁高低，比我父亲大十三岁，我父亲生于1926年，但他们关系非常好，和我母亲关系也非常好，所以可以说我们是通家之好。

吴先生到我家里来，总有谈不完的话题，涉及比较多的是中国历史和文学类，他对我影响尤其深的是外国文学。1960年到1965年，“文革”前的那段时间，我读了很多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因为我读不懂原文，就看翻译的。吴泽炎先生在看到我读某位作家的书时，就会向我介绍这位作者以及相干的著作，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左拉、福楼拜，他都给我讲过很多。其中一位我印象最深，也是我当时不懂得的作家，就是英国作家毛姆。

关于毛姆，可能现在知道的人比较多了，但在那个时候，中国知道毛姆的人很少。1965年毛姆逝世，《参考消息》在其中一个版的右下角登了两三行字，说“英国作家毛姆逝世”。我在吃中饭的时候看到了这条消息，当时很好奇，由此吴泽炎先生就在饭桌上给我讲了很多毛姆的事。他对毛姆非常懂得，说毛姆的著作重要是在二战以后，其人关注英国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批评现实主义的作家，而且是对于人的审视和事物的认知近乎苛刻的一个作家。要知道那时候中国翻译毛姆作品还很少，中国人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毛姆，而他能给我讲很多关于毛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