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陈宽宏，从上海走出的农家子弟。1964年7月，陈宽宏从嘉定一中毕业后未上大学，而在当年8月直接就进了中南海。他在这高高的红墙内工作、生活了整整10年之久，既经历了中南海文化大革命风雨的洗礼，又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南海春天的气味和明媚的阳光。他长期担负中央办公厅的速记员，更是许多事件的亲历者。　　

刘爱琴、王光美和刘少奇（左起）在中南海万字廊合影。

　　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这时，北京已是“天下大乱”。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对彭、罗、陆、杨进行专案审查；改组北京市委，任李雪锋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第二书记。

　　1966年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在北京大学食堂的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毕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引起了轰动。

　　5月31日，陈伯达亲自带了工作组到《国民日报》社，改组了《国民日报》社。6月1日《国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起牛鬼蛇神》。同一天晚上8时，毛主席批示中央国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第二天，《国民日报》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这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一下子就点燃起来了，各高级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击各级组织；北京市和各地的学生潮水般地涌进北大、清华串连、看大字报，进而影响中学。

　　当时，毛主席在南方，委托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面对全国各大中学校党的领导陷于瘫痪状态，情况混乱并日益恶化，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并作了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等8条规定。

　　6月18日，北大有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被批斗，工作组闻讯立即赶到现场予以禁止。6月20日，刘少奇将北大工作组禁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6月21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批语，大意是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会议速记，不代表我们，要再夺权。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现场速记，根据刘少奇的唆使，清华工作组进行了“反蒯奋斗”。

　　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的当天，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第二天听取了刘少奇的汇报。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指出，派工作组是毛病的，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了压抑，这是方向毛病。7月25日，毛主席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全部人员开会，认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路线毛病，下令撤销工作组。7月27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主席亲自作了修正；28日即以中共北京市委名义颁布了《关于撤销大专学校工作组决定》（实用于中等学校）。

　　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在国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议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出席会议的大约一万人左右。李雪峰宣读了北京市委7月28日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都讲了话。这次大会，我在主席台的后台作记载。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我们这个决定是比较匆促的。有的同志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北京速记公司，的确是这样。

　　周总理在讲话中转达了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并正式发布撤销文化大革命中向大中院校派出的工作组。

　　最后刘少奇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说，我是党中央工作人员之一，党中央包含我在内，热烈支撑北京高级、中等各学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党中央的总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明确，不大知道，就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诚实答复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工作人员也是不知道。重要靠你们革命，靠各学校的宽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践中间来学会革命。刘少奇在讲话中，还建议学生“在运动中间要掩护少数，掩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

　　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对群众发表讲话，也是我记载生活中唯一一次记载刘少奇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从当时会场上群众的情绪来看，他们对小平、总理、少奇同志的讲话，都报以热烈的鼓掌，恐怕谁也没有想到几天以后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宣告了刘少奇的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