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儿刘江夏当年在山西当兵，曾想调回北京的部队，可刘西尧不仅不帮忙说话，还坚决反对她这么做。刘江夏还是复员后才按政策调回北京工作的。刘西尧说：“退下来后就安心休养，有人找我办事写条子我都拒绝，假如是不该办的事，写条子会让别人感到为难；假如是该办的事，也就不需要我写条子了。 ”
    2013年8月24日，刘西尧在武汉同济医院病逝，享年97岁。四天后，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武昌殡仪馆天元厅举办，随后他的骨灰被安葬在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刘西尧的革命精力、崇高品德和崇高风范永远值得世人学习和悼念。愿低调、宽厚、坦荡的老人一路走好！
第8章
    他是“红二代”，出身在红色革命家庭。他曾坦言，人不能躺在先辈的功劳簿上吃老本。他是新中国最后一任国家体委主任，会议速记，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很少有人知道，他曾被授予少将军衔，并出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秘书。他称自己在体育工作战线上是 “半路出家”，并毫不隐讳地说：“我是一个不太爱好参加体育运动的人。但对于工作，我已超脱到不以爱好来取舍。 ”然而，就是他曾带领中国体育走出低谷。
    他是“全民健身打算”出身和《体育法》出台的要害人物，录音整理，并最先提倡过足球职业化，强力反高兴剂与唯金牌论。他多次强调过，影响自己最大的是三位社会老师：“胡耀邦是我的思想老师，王震是我的政治老师，张爱萍则是我的工作老师。 ”
    有人说，伍绍祖在中国体坛任职的11年，是中国体育开端密切接触世界的11年，也是为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奠定基础的11年。他在任期内所参与的一系列改革和力倡的诸多理念，注定会被载入中国体育的史册。
    作为他的“忘年交”，笔者曾多次到访过位于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的伍府，听伍绍祖谈与体育结缘的岁月，与小平同志来往的点滴，父亲伍云甫的传奇故事……当年，北京速记公司，伍绍祖刚从中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的地位上退下来时，笔者不知怎么称呼他为好——“是叫您伍书记还是叫您伍主任？叫您伍老似乎并不合适，您年纪并不是很大，看上去也不显老。 ”话音刚落，伍绍祖接上话茬：“这简略，叫我老伍，叫我伍绍祖也好。 ”当笔者表现这么称呼就“不礼貌”了，他连连摆手……
    1988年12月29日，伍绍祖调任国家体委主任、党组书记，并担负1990年北京亚运会组委会履行主席。他是中国第五位国家体委主任，也是第三位军人出身、具有军衔的体委主任。据伍绍祖回想，当年国家体委内有人想当体委主任，“争得很厉害，后来中央一考虑，就把我从外面给调过去了。当时我是国防科工委的一把手，从来不看体育节目标”。后来，他一探听，才知道本来是自己在中组部的一个同学推荐的。“在考虑体委主任人选时，我这同学就说，伍绍祖挺能干的，还有思想，让他去吧，成果就轮到我头上了。 ”
    那年12月中旬，伍绍祖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军委工作会议。其间，突然接到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刘泽彭的电话，说要把他调到国家体委当主任。领导找他谈话时，伍绍祖说：“第一，我可能不太懂体育，不要给国家、给国民带来丧失；第二，我坚决屈服党的分配，到哪儿我都必定好好干。 ”
    对于担负国家体委主任的要职，伍绍祖晚年回想起来，还是说当时令他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在他所走过的岁月里，仅在大学读书时担负过班级里的体育委员，这也是他仅有的一次与体育结缘。他自己也坦言：“我是一个不太爱好参加体育运动的人。严格说来，我是一个外行。作为国家体委主任，我在高层次上既要管体育，又要管运动，有时确实不知道怎么办。不懂就要学习，一学就是十一年半，直到我离开国家体育领导机关时也不能算是搞明确了，但应当说是努力了。 ”共产党员是组织里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父辈们的这种精力已经深植他的血脉。他二话没说，去国家体委报到，由此开端了与体育、与奥运的不解之缘。
    走马上任后，伍绍祖开端调查研究，到处跑，到处学习，到现场看赛事，看历史材料，及时控制情况。“作为体育领导机关的一把手，到很多处所都要讲话，我不愿意随便讲，这确实消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曾开玩笑说，讲一小时话，我平均要想五个小时，秘书根据录音收拾出来最后形成定稿大概要十个小时。”不过，他戏言，自己作为“外行”没有压力：“我不是个糊涂的人，我是个共产党员，干得好，让我干；干不好，不让我干就得了，没想那么多。 ”
    他施展自己当过三年政治委员做人思想工作的优势，和运发动、教练员交朋友，以心换心，推心置腹，很快就深入到体育队伍里去了。河北省体育局原局长王国强与伍绍祖接触的时间最长。王国强说：“老局长（伍绍祖）底本是圈外人，但圈外人看事很明确，他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有独到的视角。 ”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