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弗的创作思想包含了他对民族性的探寻，他将他自身的历史当作一个有意义的创作源泉，并对全部过去岁月进行了反思与重组。在他的作品中，这些思想的很大部分是通过广袤、焦枯（他在奥登瓦尔德的画室周边地区）的自然景象来表现的，同时以一种恢弘、崇高的伎俩使之获得了新生。在这次访谈中，他对德国与再生的强调，他对神话主题的运用，以及他对美国艺术家的评点尤其具有启发性。

　　起初，作为一个观念艺术家，基弗于 1970年在卡尔斯鲁厄举办了他的第一次个展。此后的1973年在科隆的迈克尔·维纳画廊；1977年在卡塞尔第六届文献展；1980年在威尼斯双年展，都展出了他的作品。1981年，在纽约的玛丽安·古德曼画廊，我们经人介绍认识了他。

　　这个访谈是根据1987年6月10日在弗里德里希安博物馆进行的一次非正式的、未录音的谈话收拾的。基弗当时正在那里为德国卡塞尔第八届文献展安装他的作品。

　　唐纳德·库斯皮特（DK）：听说你总摆脱不了德国人的事情。显然，对你而言，他们不是可以用来开玩笑的事。但是你的一些作品中对海德格尔的刻画却充满了讽刺意味。

　　安塞尔姆·基弗（AK）：是的，我对海德格尔的抵触心理很感兴趣。他的著作我不太熟悉，但我知道他曾是个纳粹分子，像这样聪慧的人怎么会被纳粹蒙骗了呢？海德格尔怎么会这样没有社会责任感了呢？还有塞利娜：一个才干横溢的艺术家，却是个腐烂的排犹分子。这些看上去聪慧、明智、富有洞察力的思想家，在社会问题上怎么会有这样愚蠢而庸常的见解？

　　为了表现这个想法，我画了一个蘑菇状的肿瘤，从海德格尔的脑中长了出来。我想表现他思想中的抵触——一切思想中的抵触。“抵触”是我所有作品的核心题材。

　　没有什么处所像德国这样到处充满了抵触，即使是德国的思想家们也看出了这一点。比如，尼采和海涅，就以一种仇恨的心态表达过他们对德国抵触的感受，他们都是德国人。这种抵触尤其体现在德国对犹太人的态度上，德国的犹太人，由于既是德国人又是犹太人，本身就体现了这种抵触性。与狂妄的德国理性相反，犹太人体现出一种道德感，我试图像海涅那样，既表现出德国人的理性又表现出犹太人的道德。

　　DK：许多美国人认为你的作品很美，他们看不出其中的抵触性，也看不出你在抵触中找到了美。

　　AK：美国人总是只看事物的表面现象。要对“美”作一番描写，对我来说是件相当艰苦的事。我曾为一件作品消费了5年的时间，单纯为了美似乎是不太值得消费这么些心思的。我想它还算是美的吧。

　　DK：阿多诺说过，在奥斯威辛之后，人们再也不可能写出抒情诗了。这个观点也允许以引申一下：在奥斯威辛之后，再也不可能有美的艺术了——那是一种不承担负何责任的美。

　　AK：我信任艺术是有责任的，但它同时仍然应当是艺术。作为艺术，许多艺术种类都是卓有成效的。在当代，极少主义是个不错的例证。但这种“纯粹”的艺术有失去内容的危险，而艺术中应当是有内容的。我艺术的内容也许不是当代的，但它有政治色彩。它是一种积极举动者的艺术。

　　DK：你创作过许多不同种类的作品，北京速记，有没有哪种作风是你特别爱好的？

　　AK：我最爱好编书。但也爱好环境艺术和行动艺术，单单绘画是很难完整实现我的想法的。从1969年起，我就在编书了，它们是我的第一选择。

　　DK：1987年5月在纽约玛丽安·古德曼画廊举办的展览中，你展出了一幅表现奥西里斯与伊希斯的作品，和一幅以核能量为主题的作品，它们面对面地挂着。从尺寸和笔法上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接洽，但它们的接洽必定还以其他方法表现出来。你是怎么使它们相融合的？

　　AK：我对精力力量和技巧力量之间的关联是很感兴趣的，也允许以进一步称之为技巧潜力和精力力量。这些作品间的物质上的关联，以这种方法最低限度地暗示出来：奥西里斯有14个片断，而核反响堆有14个杆，它们暗示出一种更深层的精力接洽。伊希斯和奥西里斯的故事是关于再生的，而我认为核的主题也在于此。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你也许记得，伊希斯找不到阴茎，核堆就是一种阴茎，这是对潜在的毁灭性力量的建设性运用，它充满了有关力量之再生的涵义。

　　DK：这也就是德国的再生吗？是关于德国的再统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