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德菲尔。

丹尼尔德菲尔（Daniel Defert，1937年9月10日—），是米歇尔福柯的毕生伴侣，福柯遗稿的收拾者，也是福柯全集的编者之一。德菲尔先后任教于克莱蒙费朗大学、巴黎大学（又称索邦大学）、万森纳中央实验大学（又称万森纳巴黎第八大学）、巴黎高级研究实践学院等学府。

德菲尔与福柯结识于1960年，他们保持了20多年的同性伴侣关系，并同居在一起，直到福柯1984年患艾滋病逝世为止。在1981年的访谈中，福柯这样描写他与德菲尔的关系：“18年来，我都沉浸在对某人的豪情之中。有时，这种豪情表现为一种爱情的情势。但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豪情，我们俩一直处于豪情的状态。”福柯承认：“我感到，当我需要找到他并和他说话的时候，无论什么都不能禁止我去这样做——绝对不能。”

在许多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德菲尔对福柯产生过很大影响。正是在德菲尔建议下，福柯、德勒兹和德菲尔于1971年共同创办了影响宏大的监狱信息小组（GIP）。德菲尔60年代曾去突尼斯服役两年，福柯也陪伴前往在突尼斯教书两年。

德菲尔与福柯。

德菲尔的最新著作是一部充满自传色彩的著作《政治生活》（Une vie politique）（河南大学出版社即出），他也发表了大批的图像人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方面的著述。因为福柯的染病，他创立了法国第一个防艾宣传组织——AIDES（法语中该词意为“赞助”）——并兼任主席（1984-1991）。他也曾获法国政府荣誉团骑士级奖章，1988年因创立AIDES而获亚历山大奥纳西斯奖。

本次谈话的时间是2015年7月5日。先是在巴黎福柯与德菲尔的寓所中，后又到一家餐厅中完成的。因为餐厅中很吵闹，有部分录音不明确，故发表于这里的谈话有很多省略。邓冰艳根据录音收拾翻译。也特别感谢张慧的赞助。

汪民安：很遗憾您没有去成中国，我们当时做了很好的筹备。现在身材康复了吗？

德菲尔：是的，我出发之前做了体检，成果医生说我的心脏有严重的问题，要我马上住院。当时有两个不同的医生，一个说我去可能有危险，要郑重，另一个说，必定有危险，绝对不能去。实际上我非常想去看看中国。不过，您不是也来了吗？我不去北京我们也能见面啊。

汪民安：福柯在这个房子里面招待过很多朋友，我的印象是这里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聚会。

德菲尔：福柯曾在这里招待过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他是周恩来的朋友，后者曾经拍摄过红军长征，是中国和毛主义在法国最虔诚的支撑者。他曾经与妻子马瑟丽娜·罗里达（Marceline Lorida）合作拍摄过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风的故事》Une histoire de vent）。此外，他的妻子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夫妻二人应当算是中国在法国最有力的推广者。福柯经常邀请他们在这里小聚，一起讨论产生在中国的事情。福柯尤其对林彪感兴趣，这可能造成了他们之间不小的困扰。（笑）

汪民安：但福柯似乎很少谈论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他在《性史》中谈了一点，关于中国人的性的问题，快感的问题。

德菲尔：是的，福柯极少主动谈及中国，但他经常思考中国，因为在50年代战后初期，他也曾是法共党员。后来，在斯大林逝世前，他离开了法共。那时候，苏联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反犹运动，许多犹太人和医生成为阶下囚。这一事件对于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入的影响。福柯就是在那个时候离开法共的。尽管如此，福柯始终保持着对全球各地涌现的共产主义现象的持续关注。

汪民安：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福柯在一个画评的结尾谈到了陕西户县的农民画。

德菲尔：是的，有一个名叫热拉尔·弗罗芒耶（Gérard Fromanger）的法国左派画家当年曾去到那个村，以此为灵感画了一些画，并办了展览。福柯为这次展览写了前言。

汪民安：在70年代，罗兰巴特他们来过中国，您也来过中国，福柯为什么没有同您一起来？

德菲尔：那时候，1975年，我与一队法国毛主义汉学家出发去中国，而福柯则追随另外一队研究人员去了美国的加利福利亚洲。那个时候，在法国的左派内部存在两个小的分支，一个分支对产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感兴趣，而另一个分支则对产生在美国的事情更感兴趣。而福柯则更多地被美国的左派所吸引，因为那里产生了反对越南战斗的反战运动，掩护妇女权利的妇女运动，呼吁言论自由、生活模式自由以及性自由的解放运动。

汪民安：所以您们分头举动。您在中国看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