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民间尚无录音设备，官员报告或谈话无法用文字毫无遗漏地记载下来。基于此，上海有一个叫冯炳勋的人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上海市北四川路设立“炳勋国音速记函授学校”，推广速记法。速记法的涌现，较之昔日“绍兴师爷”们秘传授徒的录供快记法，更具快速翔实的优点，为此，吸引了南通城一些知识界人士的学习兴趣。

上海“炳勋国音速记函授学校”约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起初者信任者寥寥，后在沪、嘉、杭、苏、锡、常及苏北扬州、南通一带报刊上大做广告：速记法，录供快；学习速记法，方法很简略。具有高、初中文化程度，能听懂国语（普通话）者，按章缴费后，就可被接纳为函授生，随后函授学校邮寄速记讲义一册、专用练习本十本供自学。学员自读讲义，自做练习题，将专用练习本寄去学校，会议速记，校方给以批阅，指出毛病，加以辅导，现场速记，再将练习本寄还。待书写速记符号达到相当娴熟程度后，就可改用一般笔记本作实用记载了。30年代初，南通城先后报名参加速记函授学习的有30多人。

当时的速记符号，有横、直、撇、捺、弧形、波折等形状。波折分高低左右；弧形分俯仰倾斜；横、直、撇、捺也有长短之分。不同形状的符号读音各异，能记载20多个不同的字音；同时又可以在各个字音的末端，标上圈、点、勾、挑等形状的符号，以记载不同字音的四声。速记符号写在纸上看起来像一排排豆芽菜一样，读起来却与讲演者的原话没有明显的遗漏。

速记符号易学易记，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高不可攀。但在练习书写符号的过程中，却碰到两个难题。一是因符号的笔画长短大小比例严格，不能马虎，方能差别出不同的读音。故需下苦功练习，求得符号书写正确。为此，要依附上海校方寄发的专用练习本，方能区分各种符号的书写请求。二是学以致用，活学活用的机会不多。光学不用，难以检验学习的成效，甚至影响到学习的积极性。于是，南通城参加学习速记法的学员聚会商量，建立了名为“国音速记研究社南通支社”的组织，社址设在西门外大街一张姓人家，门前挂一块铅皮蓝底白字的社名牌子（冯炳勋在如皋也设立了“支社”）。其运动是，每星期日下午大家聚在一起交换练习书写速记符号的经验，探讨进步学习兴趣的方法。在该社建立后的两三年时间中，聚会时常由一人讲演或选读一段文章，其余人作速记，然后复读比较各人的记载，看看相互有什么遗漏和毛病，使学习与实用联合起来。有时还研究如何在“速”字上求功效，譬如，记载成语和常用的短句，会议速记，以抬高半格只记成语或短句的头尾两字的符号，照样可速记其原意。当时都是用铅笔作速记，为防止断铅耽误时间，都把铅笔两头削尖备用。

南通国音速记研究社的学习运动，引起社会上有关人士的器重。当时南通县政府的文档人员及法院录事（相当于现在的“书记员”）主动到该社观摩各人练习和运用速记法，意在借鉴应用。1935年，国民党政府推行保甲制度，南通县政府先在唐家闸、天生港、狼山等地宣传，速记研究社的学员主动到会议现场记载宣讲人员的宣讲内容，借以实践所学速记技巧。速记学员所记内容与宣讲人员所讲内容基础相符。“国音速记研究社南通支社”的牌子，一直挂到日寇侵占南通城时才摘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