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会见法国作家马尔罗

                                                   马尔罗

   1965年8月的一天下午3时，法国著名作家、戴高乐的得力助手、政府第二号人物、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被请到国民大会堂。他进入大厅，看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已在那里。他朝刘少奇走去，因为他手中拿着的一封信是给共和国主席的。

   “主席先生，我荣幸地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这封信交给您，戴高乐将军让我在毛泽东主席和您这儿做他的代言人。”

   他们都坐在藤椅上，扶手上盖着白色扶手巾。所有人谈吐都很和气，也很正经，一种似乎不考虑交谈者的礼貌。马尔罗看着毛泽东。圆脸，皮肤光洁，年轻。他的脸同陈毅元帅属于同一类型。有人说他性格粗暴，想不到他竟非常从容、安静。刘少奇在他身边。他们身后站着一位穿白大褂的女护士。    

   “当穷人起来造反时，”毛泽东说道，“他们最终总能克服富人，你们的大革命就是这样。”

   马尔罗心想，他对农民可以篡夺政权的信心转变了一切。马尔罗问毛泽东，这个信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什么时候开端用手持长矛的农民反对听命于俄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即第三共产国际的呢？

   “我这个信心不是形成的，而是早就有了。”毛泽东说。

   “您是什么时候想到您会重新掌权的？”马尔罗问。

   “由来已久……”毛泽东接着说，“不过起因还是有的。蒋介石上海政变后，我们被打散了。就像您知道的，我决定返回故乡。在此之前，我目睹过长沙的饥荒，树干上挂着反抗者的头颅，但我把那里的饥荒忘记了。后来，离我家三公里的处所，树皮都没有了，有些树一直剥到四米以上；人们饿得把树皮剥下来吃了。有了被迫以树皮果腹的人，我们能够造就出比上海的司机甚至苦力都更加英勇无畏的战士。但是鲍罗廷对农民一无所知。”

   “高尔基有一天当着斯大林的面对我说：农民到处都是一样的……”马尔罗插话。

   “无论是巨大的流浪诗人高尔基，还是斯大林……对农民都一窍不通。把他们俄国的富农与不发达国家的穷人混为一谈，那是缺乏常识。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合适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合适人们衣不蔽体、正在啃光树皮这样国情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说到斯大林时，迟疑了一下。他今天对斯大林持什么想法？一直到毛泽东进入北京，斯大林始终信任蒋介石，信任他能够打垮这个次要的、不听从共产国际指挥的中国共产党，就像1927年在上海镇压共产党那样。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机密报告确认，斯大林曾筹备与中国共产党断交。在北朝鲜，斯大林留下了完好的工厂，而在中共部队要占领的东北地区，他下令把所有机器设备都拆运到了苏联。他曾给毛泽东寄去一份游击战研究报告，毛泽东把它交给刘少奇：“你读一下，里面都是把我们引向绝路的东西。”斯大林不愿贸然信任一个共产党人，他宁可信任在莫斯科造就出来的李立三、王明等人。毛泽东尊重农民，尊重他们在打土豪、分地步中，在反围剿及其他战斗中对革命作出的宏大贡献。

   “在苏联，是党造就了红军；这里似乎经常是解放军发展了党。”马尔罗说。

   “我们永远不容许枪指挥党。但八路军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壮大的党的组织，造就了干部，建立了学校，发动了群众，这是事实。延安是枪杆子打出来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毛泽东接着又说，“但在延安，我们碰到了在南方未碰到过、在长征中也未遇到过的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有真心吸收统一战线、拥护抗战的人。在延安，政府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我说的也许您会感到吃惊：如果我们不是被敌人进攻所迫，我们也许不会主动出击。”

   “人们认为能消灭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