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共同主办的“躬行与攻坚：供给侧改革下一步怎么办？”圆桌会于2016年9月1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出席并发言。他表现，我感到如果一个城市，年轻人感到这个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待不下去的时候，这个城市是没有未来的。北京就是这样，有一些年轻人本来打算买房子，大概在五年前，集各种关系，所谓“洪荒之力”还能买房子的话，现在很多人已经不想这个事了。

  如果年轻人感到这个城市成本太高已经待不下去了，这个城市也无法创新了。高房价，这些年我们一直搞的土地融资的方法，到目前你要搞创新中心，和这种方法的抵触非常大。

  以下为会议实录：

  刘世锦：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几点想法。第一，不要泛化，还是要聚焦要素市场改革。前段时间有人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减税，这个问题需要讨论，中国在有些方面企业累赘比较重，可以减税，但坦率说，经济处在下行期，特别是我们的一些下行压力比较大的处所，财政压力比较大，减税空间有限。减税本身是一个宏观政策的问题，并不是解决微观基础的问题。

  再风行一个说法，现在中国供给不能适应结构需求的变更，到底是解决马桶盖的问题和电饭煲的问题，这是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问题？是，这是一个产品或者说是一个创新的产品，比较绿色环保和有竞争力的产品，但背后是一个要素生产率的问题。能否降低成本创新活力，这是一个要素市场的问题。我比较强调中国经过很长时间的改革之后，我们的产品改革放开了。现在重要是要素市场的问题，要素生产要放宽准入、优化组合，特别要打消对要素的各种各样的扭曲，最后全面提升要素生产力。这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是要聚焦。

  第二，要素市场到底改什么？这个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讲的改革大部分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决定，应当说认识或者我们勇敢说意识形态上落实，怎么多少？三中全会的文件已经发布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落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三去一降一补，这些任务不能拖，拖下去没有意义了，有些问题过三五年还不解决就是另外的情况了。

  刚才我讲在有些任务的背后还是要解决要素市场的问题，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还有一些行政性垄断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些方面是比较突出的，这些领域中放宽准入，深化改革的问题。过去老的基础行业像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服务业中医疗、教导、文化行业等等，这些行业所谓的行政性垄断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对要素和生产力的提升影响还是很大。新的增长点也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一种是纯粹的新东西，比如新能源汽车，比如做出一个智能马桶。但更多的是老领域换新机制，焕发出新活力，这也算新的增长点。

  比如电信市场，现在中国电信市场用户超过13亿，这么大的市场就三家电信公司，像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与中国移动是不对称的，所以咱们领导一直在督促降低资费。但目前他们是不是有内在压力想降低资费，实际上还是要解决竞争的问题。我们到一些处所，包含一些小处所，像香港、斐济，斐济大概60万人口，现场速记，他们的电信资费比国内便宜。所以，我们这么大的市场，中国现在全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IT产业发展，全部基础电信运营商这块成本降不下来，这是一块大成本，怎么来降低这个成本？中国现在准入真正受到很大阻力，缺乏竞争的还是刚才讲的这些行业。这些处所改不改，能不能本质性的推动改革，这是改革的决心和改革诚意的部分。很多东西看得很明确应当改革，但很长时间不改，到底什么问题？一动很多增长潜力就在里面。

  第二，我讲得比较多的要素市场特别是土地制度。最近北京、上海、深圳房价飙升，当然有它合理的局面，中国现在进入大都市圈进一步加快发展，各种资源都朝着城市汇集，房价需求是上升的，这是合理的方面。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些不合理的因素。比如像我们城市的发展战略。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上海有多少人口，北京有多少人口，这个方案指标应当有。

  我感到现在城市搞方案必定要预估多少人，我不知道这个和过去行业规定的发展指标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城市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我们怎样知道某个城市应当有多少人？大都市圈，大多数GDP和创新都产生在这个处所，我们是否能够事先知道，必定事先做出方案呢？这个问题要反思。如果你方案的指标和最后应当达到的指标差距太大，最后各种资源都会涌现问题，包含土地和公共服务，这实际上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