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格子” 先是指文学创作、媒介撰稿等。当代旧体诗大家李汝伦曾有“辣汗淋淋爬格纸，权窝霍霍吓猴刀” 之句。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爬格子”是指做文字工作，掌笔杆，写材料。现在用电脑了，就叫是敲键盘、“码字儿”。我在民航做这方面的工作中，有不少欣喜和快活，也历经了千辛万苦。

机缘之笔

　　我出身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现已改为保定市满城区），早属燕南赵北，文化底蕴深厚，也是著名的忠义之乡。我从上学成绩就好，并当班长，作文常被作为班里的范文。“文革”辍学后，在村里当电工，并兼做文书工作。1971年被抽到县里工作队，是“9·13”林彪反党团体事件后搞“路线教导” 和落实政策，从那时就开端写材料。县里造就我入党并筹备当村党支部书记，但我的志愿是参军参军。

　　1972年参军到民航四川省局，开端当打字员，在打印文件中不时提出修正意见，多被起草人采用。两年后在四川省局政治处协助工作，1974年民航四川省局工作总结交我起草，那是领导对我的一次考核。1977年民航成都管理局拟调我去做党委秘书，由于四川省局领导不放，就先在管理局政治部赞助工作。当年9 月调民航总局政治部直政部任干事，负责宣传工作。客观上请求要多学习，能写宣传教导文稿。

　　1980年民航体制改革后，民航局办公室要选几个秘书。由于我的文字基础较好，钢笔字也写得不错，又自学了速记，即被选中。从1981 年开端，随秘书处长黄述贤同志为局领导起草工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文稿，受到他的栽培。在这方面，先后经历了四任局长。扣除中断的2 年，累计10年为局长起草工作报告。1984年我与刘功仕同志一起组建办公室政策研究室。1986 年研究室从办公室分出，作为局长直接领导的一个处级单位，我任副主任并主持工作。研究室的重要任务是起草文件、调查研究和参与体制改革。

　　1989年我调任打算司副司长，1994年任司长，1996年起先后在办公厅、人事教导司任职，2001年进入民航总局领导班子，2006年任东航团体党组书记，2011年又调回民航局。在每个岗位上，我都十分器重文字，保持自己动手起草和修正重要文稿。在上海工作时，利用业余时间编书，撰写文章在行业内外报刊发表。

　　回想起来，我做文字工作的确是一种机缘。自己比较爱好文字，爱好写作，具有必定功底。文字工作是一项重要工作，组织上有这方面需要，给了我施展所长、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民航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为我供给了广阔的工作舞台和丰富的写作基础。所以，我是荣幸的。

欣然之笔

　　人生最可贵的是精进，最有价值的是创造。搞文学创作的成功，叫作“得意之作”。在党政机关做文字，也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做文字工作的喜悦，是所起草的文稿自己比较满意，得到领导确定，大家比较认可的时候。如果你写的文章施展作用很大，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那就更加欣慰。“喜文如子”，有时真是这样，爱护所写的文章，就像爱好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随黄述贤同志为沈图局长起草工作会议报告5年，从打下手到执笔人。沈图局长是一位文才很好的高级领导干部。我与局长极少直接接触，但别人转话说，他曾表扬我爱写文章，对执笔的文稿比较满意。1985年胡逸洲局长接任，他更器重文稿的内容。那时候文字工作不像后来有一个班子，我一个人不仅起草工作会议报告，还要撰写会议总结讲话。当时也没有电脑，一到两万字的讲稿，一般是先写草稿，自己修正后再誊抄一遍，实在费时费力。到后来，我干脆不打草稿，想好了再写，每一页写到最后一行，哪怕错一个字也要毁掉重来，必定要把干干净净的手写稿交给领导。

　　蒋祝平局长非常器重文字，他说这是机关的门面。他在任时我担负打算司副司长并主持工作。那机会关做文字的人很少，我已记不起怎么形成蒋局长的大小文稿交我来做。领导习惯总是找谁，就是一种信任和默契呀。有两件事使我很受鼓舞。1991年朱镕基副总理分管民航，抓航班正点取得了明显成效。翌年4月召开全国质量工作会议，让民航局发言介绍经验。先是断定由分管副职来讲，起草并印好讲稿。后来局长决定亲自发言，并让我尽快改写。修正稿的立意和笔法都有很大变更，讲后受到国务院领导确定和与会者好评。1992年2月，民航局向朱镕基副总理汇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材料是我写的。国务院领导听汇报后，决定为了加快机场、空管系统建设，在适当进步运价的基础上，设立“民用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这项政策一直保持下来，并演变为现在的“民航发展基金”。那次汇报完回到局里，李钊副局长夸奖材料写得清楚，说服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