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110 岁（虚岁）了。出身于1906 年1 月13 日的他，可以说是一部活的中国现当代史。新中国成立，他从美国归来，以经济专家的身份为国家服务；上世纪50年代的汉语拼音改革，他成为了拼音方案的重要设计者；如今，网络时代来临，他仍站在时代的前列，他上网冲浪、看帖发言。

与爱因斯坦的聊天

周有光在1935年从日本回国后，靠着经济学专业知识营生，他一边在光华大学教书，一边在银行里任职。

这时，周有光认识了章乃器（新中国成立后任粮食部长），两人都在抗战前上海的征信所工作，征信所是一个银行间的服务机构，由每家银行出一个代表组成。周有光代表的是江苏银行，而章乃器代表的是浙江银行。章乃器建议周有光参加救国会小组，1936年11月，“七君子”被捕，周有光才知道，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西安事变后，“七君子”才被释放出来。抗战爆发，周有光和章乃器都转移到了重庆，但是他跟章乃器分别，进入了国民党政府的农本局工作。农本局是经济部下属的一个战机会构，负责保障后方的粮食与棉花供给。

周有光在重庆的最大收获，也许是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每月都要举办小规模的座谈会，凑集一二十人，商量国家大事，周有光作为经济学家，每次都要参加。之后，周有光进入新华银行工作。新华银行是当时除了四大国有银行之外，几个著名的小银行之一。抗战结束，新华银行派周有光到美国纽约工作。这一步，影响了周有光漫长的后半生。

周有光在农本局的领导何廉，是一位国际著名的学者。抗战成功后，何廉到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有一天，何廉对他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愿意去吗？”周有光答：“当然愿意。”爱因斯坦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算是何廉的同事。就这样，周有光做了全世界“最聪慧大脑”的陪聊，一共去了两次。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周有光搞不懂，周有光的经济和金融，爱因斯坦也没兴趣。两个人重要是聊报纸上的问题。爱因斯坦完整没有架子，穿着甚至没有周有光讲究，两个人聊得开心。爱因斯坦有一句话启发了周有光：“人的差别在业余”。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是很多，业余时间更长，通过业余时间的学习，一个人完整能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门人才。

业余研究成专业人士周有光就是靠业余时间成为语言学家的。他和语言学的缘分，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给叶籁士主编的《语文》写稿，并正式用笔名“周有光”。也许，命中注定他要以语言学家周有光这样的名号进入历史。

在纽约，和周有光往来最密切的是罗常培和老舍，罗常培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辟者之一。周有光在纽约银行界工作的时候，罗常培在耶鲁大学讲学。有一次，罗常培和老舍到周有光家，罗先生无意间看到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本来那是周有光闲来无事的消遣：用一种速记符号，来记载几种不同的中国重要方言。见罗常培来了兴趣，周有光又拿出一本讲义，那是他为了方便教外国朋友学中文而编的《中文十讲》，用英语来解释中文，北京速记公司，没有一个汉字。罗常培把讲义带走认真浏览，并用铅笔详细做了修正。

另外一个贵人是赵元任，他是周有光的常州老乡，在美国教书，二战成功后，他一度出任全美语言学会的主席。他是美国的名教授，张允和经常去听他的课，周有光也常去访问。赵元任制定过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的符号，而是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但不利于推广，不过他的思想对周有光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周有光的汉语拼音方案，借鉴了赵元任的成果。

周有光另一个常州老乡瞿秋白，是著名的革命家，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他也是一位中文拉丁化运动的宣传者，曾写有《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另外，曾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也曾在拼音文字研究方面指导过周有光。

这一切，让业余搞语言文字研究的周有光，成为事实上的专业人士，而且博采众家之长。1949年6月3日，周有光回到上海，这时的上海，刚刚解放一周。最初，周有光仍然是做教书和银行方面的工作，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