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把斯大林当作导师，现场速记，并且听从他的建议。

毛泽东因受斯大林刻意冷落而大发性格

“如此虚掷时间，令毛（泽东）极为恼怒。当然，最让他赌气的不是医生，而是斯大林对他的冷遇。‘你们请我来莫斯科，但你们什么也不做。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他冲着柯瓦廖夫怒气冲冲地嚷道，‘我来了这里，一天到晚什么事也不办，速录公司，就是吃饭、睡觉、拉屎。我是干什么来的？’他给斯大林打电话，但是被告诉斯大林不在家，他应当见的人是米高扬。‘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屈辱，’毛后来回想说，‘于是我决定什么都不做，就在别墅里干坐着。’苏方提出请他到苏联各地走一走，他‘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说他情愿‘抓紧时间睡觉’。他不假思索地认为在他的住所里有窃听设备，因此他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

这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间、毛泽东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见期间受到刻意冷落而大发性格的一段记载，来自美国首都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山大·潘佐夫所著的《Mao:The Real Story》。

今年（编者注：2015年）8月，该书的大陆中译本《毛泽东传》面世，厚达900多页，书中大批参考了此前从未被公开应用过的档案材料，讲述了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往来，刻画了苏联方面与中共及毛泽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潘佐夫本人是俄罗斯血统，拥有西方教导背景和长期的中国研究经历，重要从事中俄关系史研究、当代中国研究和毛泽东诗词的俄文翻译以及注释工作。缭绕《毛泽东传》，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潘佐夫。

有关毛泽东的十五卷档案

时代周报：从书中我们知道，你的外祖父就是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你算继承祖业吗？

潘佐夫：他不是我的外祖父而是我的祖父（中国国民大学出版社的《毛泽东传》中，将汉学家奥尔基·鲍利索维奇·爱伦堡称为潘佐夫的外祖父，应是翻译有误）。他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1967年病逝之前很深地影响了我。1923年，他在中国工作，是共产国际的代表。1925-1930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该校是国共合作时代由苏联出资创办的中国学校，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工作。

1990年，我在苏联共产党档案馆（当时还叫做“中央党部档案室”）看到了毛泽东的材料。那时是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代，我作为一名学者才干够接触到这些已经被保密几十年的档案。

我也算是第一位接触到苏联档案中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党员个人全部档案的学者。同时，我也看到了其他一些档案，包含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共产国际的文件以及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其他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文件。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开端组织档案室。打从一开端，它的重要职责就不只限于搜集与布尔什维克党史有关的文件，也负责搜集与国际劳工及共产主义运动史有关的文件。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所有的文件材料全部移交给中央党部档案室。1950年代，共产党情报局的档案也都存放在那里。1999年6月，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档案也并入这档案室里。今天，这些整合起来的档案被统一称为“俄罗斯社会暨政治史国家档案”。

我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些档案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它们为何是我写这本毛泽东传记努力发掘新材料的重要起源。

中央党部档案是全世界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苏联共产党党史文件最大的收藏所。它们收藏大约200万份书面文件、12105份照片材料和195部纪录影片，分为669个主题。档案的核心部分是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富文件，包含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履行委员会的卷宗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种账册及财务收据，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给中国的指令，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派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机密报告，许多重要的中国革命家的个人材料。其中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私人文件，特别有意思。

不像其他许多档案材料，即使在1990年代初期，这些文件也不向大多数学者开放。它们一直被锁在档案室的最高机密部门—即使今天，大众要借阅这些档案也受到高度限制，只有极少数专家才会获准借阅这些材料，而且必需要与馆方人士及当今俄罗斯学者私交甚笃。

这些管制材料包含3328个卷档，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王明和其他许多中共高阶党员的相干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