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 钱 穆 讲述

叶 龙 收拾 天地出版社

钱穆 材料图片

钱穆手稿

钱穆先生是举世驰名的史学巨擘，其《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及《朱子新学案》等代表作均名动一时，然而遍观其一生著述80余部，逾1700万言，除《钱宾四先生全集》涉及较少纯粹的文学内容外，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如今，这一憾事得到补充。

《中国文学史》讲稿的由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钱穆先生在香港九龙为新亚书院校务奔走之余，每个学年保持开设几门公共课。以目前颁布的笔记手稿体量来看，其中尤以1953年的《中国经济史》和1955年的《中国文学史》篇幅最长。以此推算，二门课程安排课时较长，钱先生备课投入精力较大，可见先生教学思想之考量。

在新亚书院，他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另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成的系统，但因乱世流离加之校务冗忙，讲稿并未能收拾成书。

所幸，钱先生的学生叶龙保存了当时所记的笔记。叶龙是江浙人士，学生中只有他能全懂钱先生的“无锡国语”，又恰好学过速记，因其“做笔记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曾多次得到钱先生的确定。

这些笔记在叶龙的箱底尘封了60年，现场速记，他“搬了十几次家，这些笔记本最不舍得丢”。2014年，已经87岁高龄的叶龙感到了把这些可贵材料收拾并传下去的紧急性。如果这些东西在他手里失传，那不只是一人之丧失，而是“钱学”之丧失，“中国文学”之丧失。于是他逐字誊写、校订、收拾，并决定一边收拾，一边在媒体上连载。在连载时，引起多位国内著名人文学者的热议和争辩。同时也引起了新华文轩北京出版中心的关注，他们迅速接洽到了叶先生，双方一拍即合。

钱先生平生治学从不以“门户”束缚自己的研究思路，甚至不愿被归属于“新儒家”，当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终于以完整的面貌浮现在普通读者面前时，人们会以怎样的眼力来看待这本带有讲解者与记载者温度的讲稿呢？

钱穆先生的“根底”

这本《中国文学史》讲稿自《诗经》讲起，至《水浒传》《红楼梦》，还延伸至林琴南译著小说与《域外小说集》等，可以看作是钱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见解，弥足可贵。同时这是一本很见讲师真性格的讲稿。如果将钱先生早年受业所读之书与此次文学史讲稿中提到的书目做一对照，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讲稿根本就是钱先生中国传统人文学养的“根底”。

今天的读者大都没有私塾就学的经历，然而通读这本讲稿，就能对私塾、书院等私人讲学的风气，有所感悟。不难想象，在他的课堂上，文学与历史、思想与政治、传统与现实的高低，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的身份转换，均随先生思路的跳跃而随脚出入，还有与西方文学特点的比较，每讲一节往往流露出自己的人生感悟，自然而发，并不时有对听众之勉励与激发。学生此中收获，比之严正刻板、按部就班之今日文学史教科书，自然更多。

这部文学史讲稿最初引起笔者注意的，便是它对中国古代文学政治性的把握。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基础特点，钱先生认为，一是不脱政治，以《诗经》三百篇而言，雅、颂为宗庙朝廷讽语，“风”虽采自民间，速录公司，但采得后必经润饰而成讽喻，也作为政治用处，所谓“民间文学”也有了政治指向。《离骚》看似纯文学，却是“为了政治失意而作，故亦具有政治性”。另一重要特点便是“文章同史”，钱先生认为太史公之《史记》，很好地解决了西方关于“文学与历史是否合流”的问题：“《史记》是一部极严格的史学，且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能用文学眼力来看史学，又拿文学情调来描写人生。”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文学性往往真正实现于史书之中，故谈论“中国文学史”应当看到它的奇特面貌。但绝对以政治来考量中国文学的成色，或以历史作为文学的毕生“伴侣”则又失之简略。当人情、风气、社会形态，或思想、观念、信仰等随时代而变迁时，文学史注定将走向新的篇章。钱先生将此种情况比作“唐人爱用五彩，宋人则喜用素色简色；唐代用彩画，宋则用淡墨，作风自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