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20日，2016IPP国际会议在广州举办。此次论坛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北京速记，主题为“当代世界的秩序与治理”，凤凰国际智库作为独家媒体智库全程支撑。杜克大学社会学系、亚太研究中心高柏教授表现，全球化一方面释放了市场力量，另一方面却在发达国家导致了失业问题严重和收入差距加大，在政治方面也间接造成了难民危机。本文由现场速记收拾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订。」

　　我演讲的标题是：《2016：全球化逆转的开端？》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首先是讨论世界上正在产生的一些显得非常混乱的现象。我会供给三个解释，换言之，就是说我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三个学者对全球化的分析上。然后，我提出我自己的一个基于制度学派的解释和框架，利用这个框架来分析全球化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全球化的上升期，我会讨论上升期产生了哪些事情，它的成果是什么？然后再分析为什么我认为现在全球化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长，是通过在过去的一年半，或者是两年内产生的事情，从中我盼望能揭示其中的自变量，也就是说从制度学派的角度看，制度性的原因如何变成了反全球化和反移民运动的导火索。

　　如果我们关心国际消息的话，每天都有一些在几年前大家很少看到的比较吸引眼球的事情，比如像伊斯兰国的崛起，日本修宪获得多数票，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美国大选，欧洲重复产生暴恐事件以及难民危机，种种迹象表面现在全球化过程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些东西到底代表了什么？我认为它代表了两个正在产生逆转的趋势。第一个是全球化已经开端从过去的上升期的释放市场力量向掩护社会转变，第二个是在发达国家公众们对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即威尔逊自由主义原则主导下的自由主义转向了孤立主义。

　　如何解释这两个逆转？我现在讲三个学者的基础观点。Karl Polanyi在他最著名的著作《大转型》中提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运转是一个钟摆运动，在两极之间来回摆动，释放市场力量的接口，最后导致了危机，必定把公共政策的方向推向掩护。今天大家可以从很多国家，如果有民主国家选举的议题上来看，大家可以看到掩护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第二个学者叫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他在著作《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利与我们社会的根源》里面介绍他和他的团队研究了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的历史，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国际秩序是以周期的情势在变更，每次都是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大开端，在争取跨国的流动资本变得越来越勉励的时候会导致了金融和财政的扩大。只要进入了金融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一个全球规模的经济危机。在这个危机中，霸权产生更替，这是他经过大批的历史的实证得出的结论。第三个是一个历史学家，Harold James，他出了一本书《全球化的终结》，他研究了上一轮全球化的逆转过程。根据西方文献的一般性懂得，全球化的第一轮始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金本位的垮台进入了一个崩溃的阶段，开端了逆转的过程。他研究这段历史后创造，这个东西有两个标记性的转折点，就是说在上一轮的转折中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是两大特点，这两大特点是被什么东西作为导火索来引发呢？他创造实际上过去管理全球化的制度缺点导致了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问题的涌现，因此导致了全部全球化过程的逆转。再往前推一步，这种制度的缺点是如何成为逆转过程的导火索呢？

　　我的分析框架来自于两个社会学的理论，第一个理论叫组织生态学，组织生态学里有一个最基础的观点，就是为什么制度会失败？是因为既得利益者不能作出及时的调剂，尤其当变更中的环境请求它必需要变，而他不能变，为什么？它有大批的制度惯性。第二个文献是组织制度学派的观点，这个学派认为什么呢？它说所有的举动主体他们在解决新的问题的时候，总是想依附原有的现存的制度逻辑。你把这两个观点一联合，你就创造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如果当你遇到新的环境问题，请求你作出迅速的调剂，宏大的转变的时候，你仍然用过去原有的制度逻辑试图去解决的话，这个从组织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就变成失败的重要原因，为什么呢？当你做不了迅速转变的话，动态的动力就要冲破现有的制度束缚，宏大的革命性的转变就会产生。

　　把它具体操作化，关于现在全球化的讨论中就变成什么呢？美国经济的复苏实际上是二战以来最弱的一次复苏，但是美国政府推出的经济政策，特别是TPP，仍然是向着进一步开放国家边境来增进更多的商品自由流动的方向来发展，这样就导致了美国许多社会团体对自由贸易的胆怯。第二个是当欧洲国家由于他们开放移民，进行移民政策的改革，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导致了人口结构上的宏大变更，使得穆斯林人口在欧洲人口里的比重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又由于最近跟伊斯兰教相干的可怕主义袭击的运动日渐频繁。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欧盟在处理难民危机的时候，仍然请求它的成员国大幅度引进难民，这样的话就触发了欧洲大众对可怕主义的恐慌，很多国家浮现了反移民的偏向，简略说就是这么一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