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建筑和地速录公司理气候结合得很好
日期：2016-09-02 / 人气： / 来源：网络整理
传媒沙龙“双城记”北京会场录音收拾 ZT
“记者的家” 传媒沙龙
2004.7.17“双城记”北京会场录音收拾
地点：建外SOHO社区
主持：胡小同
主持人介绍：记者的家传媒沙龙第一期现在就开端了。这个沙龙运动是上海、北京两地联动、同时举办。在上海那边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摄影师陆捷，他会和同行们交换关于上海城市的变迁情况。我们在北京邀请到的是新华社资深记者王军，他在城市建设方面的采访、研究和积累有十多年，他不久前出了一本书叫《城记》，纪录的就是北京城的风流云变，来这里之前我看过一些王军的介绍和有关王军的报道，北京城的变迁是惊心动魄的，守卫北京城不亚于一场战斗。
我先把今天的流程介绍一下，分成两块，一块是王军给我们主讲、用幻灯演示，一块是嘉宾自由交换时间。下面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坐在我对面的是中国战略与发展研究会的文化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序盾刘老师，他是最早进行文化名城掩护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守卫定海古城的第一人，他以前是科技日报的记者，也算是同行，这几天他忙着呼吁守卫广州大学城的拆迁。坐在他旁边的是张律师，是华新民老师今天带过来的朋友。华新民华老师是法籍作家，她父亲也是50年代著名的建筑师，被打成右派。华新民一直钟情于北京四合院和胡同的掩护工作。巫昂是原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现为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然后这边就是安替、林楚方、李海鹏，李海鹏刚刚做完故宫大修的稿子，还有这边新邀请到的宋体金先生是中残联消息宣传增进会副秘书长、著名城市形象策划人，他也是致力于历史文化名城掩护的热情人士。另外还有几位嘉宾，现场速记，有的有事来不了，有的“请假”了，有一位嘉宾是在路上往这边赶，成果新车给蹭了，正在处理之中，没法过来。
从我收到的报名参加这个会的同行来看，以央视、京华时报和新京报的报名人数为多，那么可以懂得为，这几家媒体关注我们这期关于“记者追溯城市城纹”的沙龙选题，或者是比较关注记者的家，谢谢大家的到来。既然是沙龙运动，我盼望自由一点、放松一点、休闲一点，属于业内的交换运动，大家可以生动一点，随便喝点什么，记者的家也是想给大家供给一个交换的场合、供给一个交换的机会，下面我们就有请王军――
发言人：王军（新华社记者） 我91年大学毕业之后到新华社报到，重要是做经济报道，其中包含城市建设，除了公开报道之外，还要写内参报道，因为上面要看。很惭愧我在北京读了四年书，不知道北京老城是怎么盖起来的，不知道二环路里是拆城墙推出来的，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在出这本书（《城记》）的时候，提到鲁迅写《阿Q正传》的出身地是八道湾11号，这个处所正好要拆，我当时问小孩儿知道《阿Q正传》，他们说“啊，我知道”，但《阿Q正传》和这个房子有什么关系都不知道，以前我也不知道，很惭愧，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带着一种自我摸索的感到。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很多年，身为一个中国人，我怎么能不知道先辈们（的过去），现在这些处所还在，还能看得见，我个人感到这件事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这本书写完的时候，当时感到能否出版也无所谓，但写完这本书对我来说很重要。
梁思成之后的北京｜苏联城建模式的北京｜北京郊区的睡觉与生活
（幻灯片，讲解）大家看到这个方案是梁思成在1951年做的一个方案，这是公主坟，这是月坛……这是城墙，当初的想法很简略，当时的北京老城有62.5平方公里，人口是609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是17000人，这一万七千人是什么概念，像纽约是每平方公里8千人，伦敦才4千人，当时全部北京老城没有太多的空地，唯一的空地是天安门广场，皇家院落，不让大家随便进去，共产党的部队进北京之后，定都在这个城市，行政中心摆什么处所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辩，当然毫无疑问，能保的处所他们尽量保下来，老城区的人口密度已经非常高了，你还把行政中心放在那里，人口确定还会上去，人会越来越多，到了80年代之后是20万人，北京拆得很凶，还是13.9万人，比49年还多，这么多人要到这里办公，长期以来，北京的交通无认为继，这就是一个祸根……梁思成当年就预测到了这一点。
北京市区以疏散团体式布局，即由一个以旧城为核心的中央大团，与北苑、南苑、石景山、定福庄等10个边沿团体组成市区，各团体之间，由绿化带相隔，并形成了以旧城为单中心、向外建设环线扩大的城市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种方案布局下，北京市区建成区扩大了4.9倍，市区人口增长了近4倍。你像现在北京的郊区，回龙观天通苑那边，住了30万人，这是一个睡觉的处所，很难想像。30万人口，在发达国家，这是一个中型城市的概念，到我们这里却是一个睡觉的处所，这么多人要进城来办公，出城去居住，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梁思成当年还提出一个问题，那些靠着老城区小门脸儿他们的生活怎么办，你大规模拆迁之后，他们的就业成了一个大问题，现在有的人在西单上班养活一家人，你把他迁到石景山这些处所去，他就没法生活，这对社会节奏损坏非常大。当时梁思成主意另建新城是有远见的。有人说当时国家没有钱，无力承担另建新城的费用，在我收拾档案的过程中，我创造，恰恰是在老城区里盖房子，国家财力不堪重负，因为拆迁量太大了，现在北京拆迁成本已经占了项目总投资的50－60%，在当时的话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当时有些情况，你比如拆迁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一个月拆了一万多间房子，那些人去哪里住了？有些人跑到郊区搭几个小棚子，有的甚至跑到偏远的仓库里去住，我看到彭真在50年代的报纸上说拆老城太贵太花钱了，中央也不满意。
大家看到，这是望京，这是清河，这是回龙观，这些都是睡觉的处所，我在02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调查，其实这样一个发展模式的话，北京要有2000个亿投下去，这样投下去的话，这个城市可能要完蛋。北京的路网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院”太多。把住宅小区建设到城市里面来，却是苏联人的创造。在西方，住宅小区一般建在城市的郊区，城市里以街坊布局。街坊的优点是：所占地块不大，能够适应路网密的请求。而苏联的方案师们认为，小区比街坊好，因为它配套完善，能够使社区生活更加方便。于是，小区就被他们从郊区搬到市区里来。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方案为底本赞助断定的，苏联专家在领导北京进行城市方案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方案已浮现弊病。为解决城市功效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端制定新方案，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可是，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在沿着苏联专家赞助断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我问一个科学院的副院长，“北京跟莫斯科的方案一样，莫斯科的中心区很紧张啊。”他说，“一样紧张，我们有什么措施，我们要搬出去，区里人还在反思这个问题”，我做了这个报道之后，北京有些人还不太高兴，他们说：“你怎么说我什么都没做，我们有绿化隔离带啊”，我说，“不管怎么摊，这还是一块大饼”。在郊区生活的人很惨，我去过很多郊区，你比如说在南苑这个地位，有一千人等着要我下去看，我没遇到过这种场合，我一过去，他们让开一条道路，看，这里根本不具备人类居住的条件，这里的水质很差，他们为了喝一次干净的水，要进城打水，来回要四个小时，我把这事反响出来之后，就被崇文区某些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然后说我是挑动群众和政府反抗，我给他们讲这个道理，我说我扮演的是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润滑剂。
解放后北京城的变迁
1944年的时候，伦敦的市区有1200万人口，也是一塌糊涂，跟今天的北京一模样，梁思成在1945年写了一篇文章，说伦敦要完成改革城市的伟业，至少要五六十年的时间，这让他说准了，现在伦敦市区的人口是600－700万，花了半个世纪。梁思成当时说北京不要像当时的伦敦那样，没想到北京至今还是这个样子。巴黎就把新城摆在老城的外面，它的老城区掩护得非常好。梁思成也盼望北京按这个模式发展。
从现状来看，北京的交通太艰苦了。伦敦700万人口、280万辆汽车，道路面积率23％，与北京一样。巴黎也是这个数字。伦敦这么多人和车，只有几个立交，高架路只有1公里。而我们搞了100多个立交，交通却更挤了，道路增长与车辆增长速度要成正比，哪个国家也做不到。伦敦路网密，我们道路宽。伦敦靠两个，一是单行线，2/3的道路是单行线 ；二是交通主动化把持。北京的市中心区这么紧张，还要大规模改革王府井，建设东方广场。这怎么办？交通怎么保持？
对于长安街的宽度，1957年5月2日，梁思成在北京市国民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曾作出一段风趣的评论：
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成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着，留作停车场，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场，我看不太妥当……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道就更艰苦了。
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处所是元大都，蒙古的贵族在这里修了不少房子，当时是有新城老城之分的。古城内城的东西长安街以北，街道横平竖直、规规整整，这种规整的街道布局，毕竟是明清时代的，还是更早的元大都时代的？经过研究，1957年赵正之正式提出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础上是元大都城的旧街，这在北京城市方案史研究上是一次重大突破。
这是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梁思成和林徽因逝世保的处所。在梁思成眼里，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是北京旧城的精华——建筑中轴线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勇敢的空间处理，烘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而在天安门前这“最勇敢的空间处理”上，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起着要害作用。如果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方案能被采用，如果长安街及天安门广场周围能够不作为行政中心所在地，人们考虑这两幢北京少有的明代建筑时，也许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这是南池子，2002年5月北京第一个历史文化掩护区修缮改建试点项目，历经一年多工程告竣，其成果是240个院落，仅留下31个，其余通过土地重组的方法改建成一批仿古建筑。故宫西侧的南长街历史文化掩护区也紧随其后，其大部分也被夷为平地。
北京城交通拥堵今胜昔
大家看这幅图，这是我在潘家园花了200块钱买的，刚开端没创造什么，后来有一天我突然看明确了，这张图太厉害了，1956年10月份出版的，它把当时的北京画的非常明确，他把城墙的豁口全画出来了，许多城门还在。（当时50年代初抗美援朝，怕美国飞机来炸，为在“抗美援朝”期间可能遭遇敌机空袭时疏散人口，北京市在内城城墙上开了6个豁口。1号豁口是大雅宝胡同豁口；2号豁口是北门仓豁口，即十条豁口；3号豁口是旧鼓楼大街北豁口；4号豁口是新街口北豁口；5号豁口是官园西豁口；6号豁口是辟才胡同往西的松鹤庵胡同豁口。）
大家看这图片，以前的北京到处是绿色，是在树林里种房子，现在没那么多绿色了，是在楼群之间种树。北京目前的城市问题集中表现在城市容量超饱和、超负荷。北京的机动车不到２００万辆，比国外许多大城市少，但交通已十分拥挤; 二环以内的古城区，登景山俯瞰，五六十年代还是一片绿海，可现在是绿少楼多。
作为全市单一的中心，北京旧城长期承担着商业、办公、旅游等功效，大型公共建筑不断涌入，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中心区涌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北京市即着手建设城市环路，提出“买通两厢，缓解中央”的口号，期望通过快速环路的建设，吸引中心区的交通，缓解其压力。现在，北京已建成了二环、三环、四环城市快速路，五环、六环路的建设也已开端进行，但中心区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2001年的一项统计，北京城区400多个主干道路口，严重拥堵的有99个。由于道路拥堵，按打算，在中关村路，332路公共汽车每小时应通过19个车次，而交通高峰时间经常只能通过9个车次；行驶在三环路的300路公共汽车，正常行驶一圈应是110—120分钟，而现在经常要花160分钟。与交通拥堵相伴而生的是中心区环境质量的恶化。
北京市中心区现已集中了全市50％以上的商业与交通，而目前市区的核心——明清古城内，商业性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东城区大规模发展王府井商业区，并提出建设北京“中央商业区”、“现代化中心城区”的口号；西城区则在加速建设金融街，同时还要把西单商业区发展到150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崇文区大力推动崇文门外商业街的建设；宣武区也在加快建设以菜市口为中心的商业区。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正在被一幢幢大型建筑代替，中心区的“聚焦”作用越来越强，其遭遇的人口、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疏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目标。 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方案提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转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态，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可是，这项方案提出的目标与履行的成果，涌现不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业功效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取得成效。相反，由于方案是以改革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大批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使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与市中心不断“聚焦”相对应的是住宅的郊区化无序蔓延。研究表明，从环境容量着眼，北京市区“摊大饼”式的蔓延发展已不能持续。北京经过50年的建设，到1999年，市区建成区面积已达到490.1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到611.2万人，其中人口规模已接近市区的环境容量。这表明，北京市区已不能再无穷制地膨胀下去了。
美术馆后街22号，拆！
曹雪芹故居，拆！
于谦祠，拆了一半被禁止！
胡同与老人，胡同与文化
近10年，北京开端成片拆除老四合院。有数据表明，2000年到2005年北京打算改革300多万平方米危房，但同时有600多万平方米并非危房的房屋将也将被拆掉。 美术馆后街22号，一座明末清初的四合院，有着完整的院落格式，罕见的“象眼”砖雕与精巧的落地雕花隔扇。乾隆时代的北京地图上就有这个四合院，这里曾住过一位皇帝的御医，被拆前住着80多岁的赵景心老人。赵景心的父亲赵紫宸是中国基督教领袖和抗日好汉，他的姐姐赵萝蕤在这里用十几年的血汗，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篇。
被拆的还有很多名人故居，据正史记载，曹雪芹在菜市口有一处房子，17间半，有人查找有关档案，果然在菜市口找到了，就此一家，17间半房，当然，这是否就是曹雪芹的故居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这个处所后来被拆了，文物部门的理由是说这里是曹雪芹的故居不能拿出足够的证据，还有报纸说由于曹雪芹的故居真假难辩所以拆除，后来我找有关部门，他们说后来这里住进了别的人，有所改建，不能算以前的房子了，事实上北京民居的改建是一个偷梁换柱的过程，它的格式会保持下来，后来挖了地基，新地基和下面的老地基也果真是一样的。我在里面走，我说这应当留下来，中国只有一个曹雪芹。
你看这张图片，他们要拆“于谦祠”，我打电话给文物局，这个“拆”字后来又被抹掉了，不过我们还能看得出它并没有被完整抹掉，痕迹还在，北京文物局还在否定这件事，有一个人自称是文物局派来看这个门的老头，他说：“这破房子是文物吗？”我说：“于谦是守卫过北京的大清官，他为人做官两袖清风，他的房子自然也两袖清风。”现在于谦祠被拆成什么样了，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儿是菊儿胡同，以前那有一个小广场，有个修车的老汉摆了副相棋，于是就成了一个俱乐部，有很多老外也住菊儿胡同，经常跑过去下下棋，聊聊天。有的老人退休之后没人聊天会很苦楚，也常常过去，北京的胡同需要一个交换的公共空间，以前的关帝庙就是人们聚会的公共空间，现在人们到桑拿按摩这种场合交换，许多房地产开发商把整条街都归为己有，他们不太甘心花大力量为人们创造这么一个便于交换的公共空间。
再看这条胡同……被折迁之后，老年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他失去了自己的朋友，他们已经适应了本来的社区生活，很多老人拆迁没多久就逝世了。
这里一个四合院，高门楼、影壁墙、垂华门、抄手游廊，关上垂华门可以唱堂会，搞一个小舞台，里面有很多文化的东西，它可以很方便地向后扩大，东挎一个院子西挎一个院子，施工也很容易，所需要材料很容易盘算出来。这种四合院，冬暖夏凉，这么热的天，晚上还得盖被子。古人把建筑和地理气象联合得很好，里面有很大的智慧。现在很多四合院要被拆掉。
北京市城市方案里面，全部老城区只占了6%，北京市城区方案是1040平方公里，二环以内老城区只占62.5平方公里，占非常小的一块儿。老城区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多样性，几百年来，它有一个逐渐生长的过程，很多建筑即好看又好用。我曾经花了半天，才转了半条胡同，太有意思了，许多处所都让人流连忘返。统计表明，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约三千九百条，近一两年随着北京旧城区改革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六百条的速度消散。
“我们崇文区都快被天坛给害逝世了。”
老百姓说这跟动物园的园长要吃大熊猫有什么差别？
大家看这图，这是天坛，它有一个坡度，拾级而上，给人一种上升、升空的感到，可是旁边已经搞了不少建筑，这是首都宾馆，这旁边还有正在施工的塔吊，它们非常有效地把中国古代建筑的智慧给损坏掉了。好在这边还有几棵树挡住了旁边的一些楼群。崇文门的某些官员说，“我们崇文区都快被天坛给害逝世了。”因为有一个天坛，他们就要把持周围建筑高度，不能搞大规模的开发了。这还是中国人讲的话吗？（华新民：对这些没有素质的官员应当换血，王军：这个我答复不了。）
这个处所我拍了不少照片，这是南池子，南池子的掩护工程，240个院落拆得只剩31个，其他的基础上都改建成一批仿古建筑。这不是给国家添乱吗？世遗组织的官员就批评我们，拿这个说事，故宫也在大修，它是另外一件事。
看这边，南长街，南长街掩护区也没了，拆了，这也是掩护区啊，有人说我们要采用“疏忽式掩护”，疏忽掉这些处所，没准还能反面把他们掩护下来，有些人好像总感到他们碍眼碍事。
这张照片，去年6月27号他们干的，北京市文物局门口，他们要盖大门，可我当时一看就傻了，当时已经不准拆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还要拆，他们说他们要把大门弄直，摆正了。我说这房子挺好的啊，这还是一位某某皇帝宠妃的房子呢，它本身就是文物。文物局的人说他们把门弄直了，他们在旁边再盖一个四合院，这不是假古董吗？我跟他们讲，你们违背了市政府的决定，不让你们拆你们还拆，我在那儿“大发雷霆”，他们就不敢拆了，我说这房子怎么样我不说，你们违背刘淇市长的讲话，刘淇市长说不让把“拆”字写上去你们还写，你们知道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这跟动物园的园长要吃大熊猫有什么差别？（哄堂大笑）他们现在又把掩护园的牌子挂上去了。
这张图片是东岳庙西路，2002年召开的一次消息发布会说要对东岳庙西路进行二期文物修缮，去年非典之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变成一个工地了。
这幅照片是我99年拍的，人和自然在古代可以和谐相处，这个河边在以前是可以产生爱情的处所，现在却只能催生愿望。这个角箭楼还在，这边盖了和华大厦，这简直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某种愿望在驱使，在主宰着这个城市。
这张是1912年的照片，这是从钟楼往北边拍，大家可以看到安定门还有一个小尾巴，这是城墙，多美啊，这个时候清朝刚亡啊。我就想，为什么在国力衰弱的时候，这房子还是好房子，为什么在50年代初的时候北京的危房只有5%，为什么到了1990年的时候，房管局的统计就达到了50%，为什么在这几十年和平建设时代肉全烂掉了？我在1949年的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著名的法学家写的，他谈到北平的国民住的问题，他对大批的房子被没收被收为国有表现忧虑。因为这一充公就没有人愿意再修房子了，也没有愿意再造房子了。在以前，这些房子的产权是明晰的，这是我的房子，我可以卖掉，买下房子的人对房子的产权是有效的，他愿意花钱去修缮，没钱修缮他可以拿着房产去抵押，银行很乐意贷款给他，他住不起了还可以再卖掉……这里面有一种经济秩序，只有这样，人们在老城区的生活能够慢慢长出一些有趣味的东西，每一个院落都有自己的故事，这里面体现着历史的变迁。为什么这几十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许多小院的房子的产权都没有保障了，没有人愿意花钱去修缮，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被拆迁。这里面有很多历史问题和法律问题。
这样搞拆迁，只能表现这个城市已经失控了。
我有一个预言，哪一天北京会变成底特律第二。
北京城可能有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蛋了。
现在的拆迁力度是很大的，很多老百姓很多穷人买不起新房，他们只好降低住房标准，根据2000年的房改方案，拆你们家的时候你要回迁，整下来每家每户要花18万，四合院里住了不少穷人，他要是不回迁的话可以拿到10到15万的补偿，这也不够他买新房子，许多人都这样郁郁而逝世，很多老百姓交不起新房的月供，就把房子租出去，他去跟人挤破房子住。我看到有关方面评价，说这种拆迁方法，拉动了北京房地产业的发展，我认为这种拉动内需的方法是非常可怕的，穷人的生活在损坏，社会的仇恨在造就，这是要出问题的。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这是国务院宿舍楼，周恩来总理在50年代亲自抓的工程，他们现在也要把它给拆了，说这是危房，搞了一张危房签定，这哪里是危房，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找我反响问题的是一些退休的老同志，说这房子怎么也要拆了，无非是要盖新楼，盖得高点儿。本来是既得利益者，现在他们也已经把房产买下来了，也算是老百姓自己的房子了，成果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国务院＊＊事务管理局，那边还在搞危房签定，这到底是什么关系？百万庄那边的宿舍楼也要拆，它是当年50年代初建设新北京市区时建的，现在有些人把平房拆完了，就开端拆低层楼房，这样子搞下去，这还得了啊。这样搞，只能表现这个城市已经失控了。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1957年的北京地图，护城河还在，71年的地图，西边的护城河已经没有了，东边的护城河还在。在北京老城分片儿进行掩护，这是2000年定下来的，被列入掩护领域的老城只占本来老城区的17%，其他的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危改。我写那本书（《城记》）也试图想分析这个问题，你把老北京毁掉了，把新北京也毁掉了，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折腾，二环以内土壤硬化，有的处所汞含量严重超标，在国外这种处所已经不能让人住了，应当荒他五六十年才干重新搞建设，多留下一片四合院，多留下一条胡同不是坏事啊。你要把平房全变成楼房，哪一天故宫只成了一个门脸儿，录音整理，这个北京城也要完蛋了。我有一个预言，哪一天北京会变成底特律第二。为什么呢，底特律以前也是这样，盖了不少密集的高楼，后来富人创造城里住着太挤，他们就不愿住那儿，就出租给穷人，市区变成了贫民窟了。我信任北京现在也有这种情况，许多富人创造城里太挤了，交通不方便，就把房子租出去，自己搬到郊区了。我去年在哈佛遇到一位朋友，他说他们同学圣诞节去底特律玩了，玩什么？烧房子玩，因为底特律那边很多房子没人要了，也许北京以前也会变成这个样子，搞了这么多破楼挤在这儿，渐渐就不合适居住，就会变成贫民窟了，也会有人烧房子玩，如果真变成这个结局，那是很可悲的。
北京老城本是一个很完整的方案，1949年8月，上面让梁思成做一个全国重点文物名录，当时要解放全中国，要懂得哪些处所不能打，哪些处所不能炸，梁思成列的第一项文物就是北平城全部；现在有关部门搞的方案简直都是不要脸的方案。大家看这张图，深的色彩都是掩护区，浅色彩都是已经拆掉的，这都是近些年干出来的，色彩不深不浅的大片是还没有拆掉，但已经列入危房拆改打算的，这是根据2002年遥感卫星照片分析出来的，属于掩护区领域之外，还没拆掉的这部门，占当时北京老城区的14%，就连那些被划入掩护领域的部门也有虚伪的，你比如南池子，搞了不少假古董。
这张图片是鼓楼西大街，他们也正在拆的处所，北京城可能有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蛋了。
咱们看这张图片，看看西方城市是如何解决城区的交通问题的，这是有近700万人口的波哥大城市，跟北京一样拥挤，他们花了三年的时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市长说“这个城市是属于国民的吗？我看不属于国民，因为20%的人在把持着80%的交通面积，我要把80%的道路还给80%的国民。”在这种价值观念的作用下，他对交通进行治理，他把公交线路切到中间，把小汽车的路线挤到两边儿，很多人后来不开私车了，因为他们创造公交车很快，很方便，像火车一样准点达到。如果我们北京能做到这样，地铁都不用修了。我拿着波哥大的例子给一位老领导看，领导说“人家这才是三个代表啊”。……
主持人（胡小同）介绍：我也是第一次这么系统的听北京城的变迁，谢谢王军，他让我们对这座城市有了更为深入和苏醒的认识。华新民老师一直在为掩护北京四合院做奋斗，曾被《三联生活周刊》评为年度消息人物，请华老师补充一下。
发言人：华新民（女） 北京的四合院没有多少了，现在特别危险。现在北京的地下水位在下沉，已经不能再建筑太多的高楼了，现在的拆字换了一个词，他们面对这么美的处所不方便说拆，就换了一个词，说是“迁建”，其实意思是一样的。老说掩护掩护，实际上……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假539个四合院”的故事，前年说是在危改的处所挑出539个好的院子挂牌掩护，但是这个名单一直没有颁布，去年突然涌现一个“539”，但已经不是本来的“539”，他换了，他感到哪个碍事，影响他们盖新楼，就不把那个列到名单里，很多有文化历史价值的好房子他们就没有列入名单，一些根本没有掩护价值的破房子他倒挂了牌。我去问过一些人，说“你们为什么要拆这些房子”，他们说“我们没有拆，我们在搞测量。”很多好的房子就这么被毁掉了。这些图片上的房子多好，像在东洋马营、孟端胡同那些处所都被拆掉了。（放幻灯）这个小院儿还在，这是老百姓的私宅，在砖塔胡同旁边，它的周围都已经被拆成废墟了，这个院儿非常好，应当保持下来，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个没有了。这个也没有了。这个图是孟端胡同45号院儿，现在已经基础上拆光了，你看这个“拆”字，他们都叫“迁建”，中国这些老建筑是不可能迁建的。这个是民康胡同23号，特别俏丽，你看这砖雕，这个胡同现在也没有了……这个也都没有了。先看这个，贡院那边的建筑，这是老百姓的大杂院，有人说这些人不拆，凭什么让人家拆，这是人家的家。这些还在的都是老百姓自己的私宅，老百姓自己修的，很小，但弄得非常好。很多人都想把自己的私宅修得好一点，可是他们不敢修啊，谁知道什么时候就给拆了。这几个处所，这儿，还有这儿……都是去年拆的，这个是贡院头条2号，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中西合璧的院子，我们当时都反对拆迁，这是已经挂牌掩护的处所，成果他们一天夜里一点钟的时候过来拆了，本来我们还打算明天和他们讨论这个房子，没想到夜里就给拆了，让你连讨论的内容都没有了。……这是叶嘉滢的祖宅，叶嘉滢是国际著名的学者，在加拿大教中国古典文学的那位，这是他们几代人建下来的宅子，去年秋天的时候被拆掉了，去年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写给叶嘉滢的。不光是四合院，其实民国时代那些西式的房子也非常好，也很值得保存。……这个是麻线胡同3号院，它本身现在还挂着文物掩护的牌子，它是私家花园，原民国总理唐绍仪的旧宅，是北京市极为罕见的带有苏州园林格式的私家四合院，现在已经被损坏了，你看这几张照片，已经被他们拆了，北京电视台后来曝光了这个事情。他们会很多借口去拆，说是“迁建”，说了为了掩护，我现在最恨的就是“迁建”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能把北京城拆平。
主持人介绍：请张律师谈谈见解。
发言人：张兢兢（律师） 对大家刚刚谈到的这些强行拆迁四合院的行动进行“公益起诉”，目前有一些法律障碍，比如有关法律请求集体诉讼者必须是直吸收害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我们要做一些努力去改良法律。
主持人介绍：请刘序盾老师发言。
发言人：刘序盾（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人文环境掩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很高兴今天看到这么多媒体的朋友坐在一起谈这些事情，五年前我做那个舟山（刘序盾是舟山定海古城守卫战的主将）的时候，当时是很艰苦的。创造北京还有一位王军在和我做着同样的事情，很是激动，媒体这样的朋友实在太少了，当时我想发一个内参，最后找到光明日报，光明日报有位总编级的人告诉我，他说“你信任不信任，光明日报我找了半天，没有一个记者认为你做的事情有意义的。”当时的媒体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打开电视，会看到许多丑化“钉子户”的消息报道，一个老百姓被手铐一戴上，象征着现代化和法治的推土机就把象征着没落的老房子给推倒了，这的的确确是现状。
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些最近我们在做的事情：因为每件事情都是很复杂的，都涉及到背后的政治消息，那就是最新在兴建的广州大学城――刚刚王军说到的北京胡同四合院，它的文化价值产生于数百年来私有制的背景下，这不是打算经济时代用慷慨案、统一格式，用一张图纸就能设计起来的，比如我们推倒之后再建个仿古的琉璃厂，那就与本来的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在广州的这个处所是位于珠江中心的一个小岛，完整是原生态，在汉代就有居民了，以前还是南越王的一个狩猎厂，有很多古桥古井，当时民生浑厚，离大都市这么近，当时可以夜不闭户，有群画家看中了那个处所，就把自己的画室建在那里，我去了一下，很激动，他们很不容易，他们画了一辈子，可能是岭南派的著名画家，在广州城里的房子也就五六十平米、七八十平米，他们晚年把毕业的积蓄拿出来，终于在这个小岛上用了十年的时间建设了自己的大画室。除了那些绘画作品之后，他们还有自己唯一的单体建筑作品，那就是他们的房子，每一幢建筑都包含着主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作风，有的是潮洲派的，他的房子就潮汕作风，有的是画油画的，他的房子就有西洋作风。很多人辞去海外的高收入工作，来到这个小岛进行创作……这个广州大学城没有经过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批准，进行了“非法圈地”行动，把这个有价值的文化村和艺术村给摧毁了，就是昨天和前天，就在广东省委省政府那边爆发了几百人的游行，他们还筹备通过媒体来谴责这个广州大学城。
下面谈谈王军……许多科技界的人执着于自己事业的进展，所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专业化，而消息工作者有他的社会属性，王军力图立足于对都城面貌的演变来进行历史的追溯，通过复杂、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他向消息界的同行标示了一个成功的榜样。新华社应当以有王军这样的人而自满。（胡小同补充：王军转变了我们对新华社的印象。众笑）这本《城记》对王军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的消息工作者来说，可能是最有意义的表达，他为了寻找城市被湮灭的史实和答案，他的眼力没有局限在城市和建筑上，而是沿着更扩大的时空和更深远的领域，否则他这本书将是另外一种样子，有些人是通过王军的作品认识他的，我则是通过一起起，一桩桩公益奋斗的艰辛道路，甚至是屡战屡败的社会实践认识作者的，所以我想说，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王军的书，而是一个职业的坐标，我很高兴，我盼望大家更多地懂得作为一位斗士的王军。
王军：我不敢说我是一位斗士，我只是一位记者。身为我有时候会想到这样三种方法：一是像外星人，远远看地球上的运动，第二是看戏，我就是坐在前台的观众，会议速记，第三种是指出皇帝没有穿新衣的小孩。难受的时候我也想像外星人一样来看，事不关己，可是有时候什么都不畏惧，比如我跟文物局长大吵，我想是个国民，我只是在尽国民的责任。现在做记者也不容易，社会要需要给记者一个正常开展工作的环境，毕竟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我现在感到很无力，老百姓常常去找我，说实话我有时候挺畏惧见他们，因为一出门就会碰到苦大仇深的面貌，我感到到这是我自己的事业，他们过得很惨，你看到他们过得很惨，就会想去赞助他们，如果不做到记者要做的事情，就睡不着觉，可是有时候帮不了他们，感到也挺苦楚的。大学时我是学消息的，工作十多年了，我只是把大学时候的理想通过一本书来表现出来，这本书也不能说有多大的力量，北京城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不敢再去看它，怎么会出这样一本书，许多事情根本不该产生的，可是它们还是产生了，我只是想客观地描写这些产生的事情。
胡小同：上周我约王军的时候，说要搞一次传媒沙龙的运动，让他带几本书过来。王军是个很纯粹的人，他说：如果大家想看这本书，就到书店里去。那意思是我不是说写了这本书就到这次运动上来搞促销的。主持人介绍：下面请宋体金老师说几句。
发言人：宋体金（中国残疾人事业消息宣传增进会副秘书长） 看了王军这本书，我感到作者不仅是在描写北京城的变迁，也是在解读着一个城市的生活、文化、政治和经济，而且有很深入的思考。另外，这本书更大的意义在就于它可以唤起某些决策的官员对城市文化如何继承、延续和发展的思考。我曾经和小胡（胡小同）以前是一家媒体的同事，我们一起也做过关于类似的报道，比如在泰山修索道的那个事情，我们当时请了侯仁之、任继愈、季羡林、罗哲文等人做了一个公益广告，如果是在更有影响力的媒体发表就更好了。像刚才干老师提倡的那样，为城市文化的掩护和城市精力的延续尽自己的能力和责任，也盼望今后多参加今天这样的研究。
发言人：李海鹏（《南方周末》记者） 故宫大修的事情和我们刚刚谈的事情还有所差别，有些殿损坏得非常厉害，一直在修，要从2002年一直修到2020年，投资将达一个亿……这里面有很多事情。现在有很多报道越来越不好做，为了使一些工程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国家和一些处所政府做了不少的法律筹备，许多条文制定得很完备，你每到一个处所，当地的人都会拿出一套东西来，说我们是合法的。我们如果筹备不充分，做出来的报道如果一旦和法律冲突，那基础就是错的，就会惹麻烦，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得不进行很多迂回的工作，选择更合适切入的角度。
发言人：林楚方（《东方了望周刊》北京采访中心主任） 我是从《南方周末》出来的，刚才大家谈到的定海古城和南池子，我们都是一直关注的。虽然我已经离开了那里，不过听到王军老师介绍的情况，我还是会持续为你们加油。最后说四个字：人道，第二个词：支撑。谢谢。
发言人：安替（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 大家都是同行，我也看《南方周末》，也关注过关于南池子的报道，但我们关注的东西，老百姓不关注，老百姓一来看《南方周末》比较少，二来既使看也爱好看那些曝光腐烂事件的报道，就拿我来讲，在此之前，我对旧城改革有偏见，可能也是大部分老百姓的偏见，我感到新房子总比旧房子好，你没有厕所，住着也不舒服嘛，我曾经住过没有厕所的房子，月租800多块钱，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出发，我本质上爱好SOHO现代城这样的房子，不爱好没有厕所的房子，但是今天你讲了这么多故事，给我看了这么多照片，我突然感到我以前Stupid，其实我是一个很聪慧的人，一看到你的片子我就明确了。我们的媒体如果还采用以前的报道模型，你比如《南方周末》，支撑是好的，你们算是一个NGO的努力，这努力必需要媒体的联合，但这种媒体的联合最后成果就是老百姓越来越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南方周末》就算说出来，效果也不好，你比如专家的寄语写在后面，但《南方周末》后面的版面我是不看的，很少看后面，我只看前面。我们应借鉴一下其他过国家旧城改革和抗争中的经验，用一些多元的方法，去把这个议题我们的Agenda变得更＊＊＊（大家笑，提示他说中文）
我感到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跟大学生说，让他们拍DV嘛，让他们拍盗版光盘，教导太远了，要十年二十年的事情，我很奇怪一件事情，我问北大的学生出来干什么吗？60%的女生会告诉你说我以后要致力于NGO事业，其实她认识到从事NGO事业是很Modern的……(众笑)
我说这个社会运动要有豪情嘛，你们俩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你们是非常沉稳成熟的，你们缺乏一说话就让人豪情的感到，换一个人，比如说我来做这个事，很多人就会激动起来，就会参与，我感到应当勉励很多猖狂的人来参加。你要告诉我这种人，你告诉我没有厕所可以用化粪池，让我转变以前的见解。我也去过四合院，也租过四合院，我得出的感到和你们完整不一样，我住在里面太难受了
(有不少人插话，说北京四合院住着其实是很舒服的，又有人打断：“能不能补充两句？你忘记一个基础的一个道理，我们现在说我们要掩护这些古建筑，确实可能有些老百姓说我住在里面确实不舒服，我想拆迁，但这个问题不是要老百姓来承担的。”)
你听我说，我今天所有的东西是听见他的解释之后，我现在谈的不是这个事情的本身，你这个解释必定要通过小规模的沙龙吗？你们现在直接就是面对媒体，你们应当中间有道，我感到你们少了一道，你们应当把它交给一些新鲜的人……(王军插话解释：“我只是一位记者，应当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我能做的是让假话的链条中断”)
这个事情是大家的事情，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我们应当多一个环节，把事情交给一些积极分子――我谈三点，刚刚是第一点。为什么不通过奥运组织向北京政府施压让他转变，刚刚你也谈世界遗产大会，我想，首先一点是说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件事，通过外力的应用让这件事情公开，需要NGO的推动；另外第三点，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赵老师的声音都能通过互联网传出来――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吧？（众笑）――最近产生很多事情与互联网有关，就是一个主持人的丑闻。很多人都在利用现代媒体的科技，一个比较便宜的方法就是利用网站，很多人会支撑华老师吧（华新民：“我现在缺人帮忙”），其实你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其实有技巧的人只要有钱就肯帮你，你要做事，你只需要有人拿着钱去买这个单子就可以了，如果能找到这些人，就做一个网站，把需要掩护的处所（华新民插话说：“缺人”）――大家可以一起去帮华老师做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知道有家公司叫水晶石公司，他们做了一个元大都的虚拟的模型（华新民说：“知道”）如果能和这个公司在商业方面合作，如果赞助我们把元大都这个东西做成一个公益光盘，或者把版权给我们，我们在任何一个大学的NGO场合去放，把商业价值、国内舆论和NGO组织的东西形成一个产业链，我感到需要更多的人支撑。并不说你用好汉主义，其实好汉是没有用的。……
有人插话：“本来我不想插话的，但是我感到华老师他们不是这个事情的主体，他们只是参与者，主体是我们所有人，你刚才出的那些主意，你自己也可以去做，不是华老师应当怎么做怎么做……”（大家笑）
发言人：巫昂（原《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 ……我们无法转变在80年代和70年代以前对四合院和北京古城的损坏，但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在21世纪给以后的人们留下一点对城市的记忆。我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了自己的一些观念，比如关于发展和掩护传统之间抵触的问题，好汉式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永远的无穷的膨胀和扩大，它里面有许多应当思考的东西。
发言人：贾葭（《东方了望周刊》记者） 我以前在《文汇周刊》的时候做过一篇图片报道。当时挑选出来16幅老北京的图片，然后我带着摄影记者在同样的地位拍了100多张图片，对照非常直观。这个报道我很想一直做下去，后来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被迫中断了，之后我就想不做北京，可以做上海做青岛做大连，但这个打算由于我的辞职而中断了，仅仅做了一期很惋惜，那是半年前的事情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就应当爱它。我是西安人，西安的那个古城墙掩护得很好，但是和北京对照起来虽然重修了很多，但我还是抱着一种强烈的爱好。北京的城墙不在了，我感到非常惋惜。朝阳门这个名字，北京和西安都有的，我平常爱好拿着相机拍东西，大家都是记者，如果大家都有相机的话，我们可以在小胡同里随手拍下很多精彩的东西，为以后留下一份纪录，让子孙后代看到祖先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我会让儿子知道我以前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里。最后一句话就是盼望大家拿起我们的相机，拿起我们的笔，打开我们的电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主持人介绍：陈峰来晚了，我们在建外SOHO，他跑到SOHO现代城了，所以来晚了。大家谈到了拆迁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房产改制的问题，如果是私有财产，就不存在强制性拆迁。这个立法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交给陈峰来解决，孙志刚事件的报道就是陈峰做的，最后导致收留遣送恶法的破除，所以这个问题还得交给他，我们请陈峰表个态啊。
发言人：陈峰（《新京报》北京消息部主任） 胡小同刚才把我吹捧了一番。说句实话，北京鼓楼大街拆迁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个整版，第二天压力就到了。对消息媒体来讲，我们《新京报》不想离政府太近，但也不想离政府太远，关于北京拆迁的事情，我们会尽量地多报道，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让尽可能地让读者知道北京城市拆迁的各方面情况，利也好，弊也好，我们有责任去报道，我们并不是为了转变什么制度，只是想让反面的声音能够尽快发出来，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毕竟能起到什么作用，我还是不抱什么盼望。谢谢。
※ 由于王军现场放映的图片大都为未公开图片，不能在此一并颁布，希见谅。部分图片将会收入他的第二本书《城记II》。
※ 本文根据录音磁带收拾，有个别删节；如有笔误，还望一并海涵
※ 王军著作《城记》在新浪读书频道有连载，如有朋友感兴趣，可以打开下面的链接：
※ 本次沙龙运动不排挤转载，转载请注明以下字样：
原始出处：“记者的家” 沙龙支撑：建外SOHO社区
场记：欢乐宋
“记者的家” 传媒沙龙
2004.7.17“双城记”北京会场录音收拾
地点：建外SOHO社区
主持：胡小同
主持人介绍：记者的家传媒沙龙第一期现在就开端了。这个沙龙运动是上海、北京两地联动、同时举办。在上海那边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摄影师陆捷，他会和同行们交换关于上海城市的变迁情况。我们在北京邀请到的是新华社资深记者王军，他在城市建设方面的采访、研究和积累有十多年，他不久前出了一本书叫《城记》，纪录的就是北京城的风流云变，来这里之前我看过一些王军的介绍和有关王军的报道，北京城的变迁是惊心动魄的，守卫北京城不亚于一场战斗。
我先把今天的流程介绍一下，分成两块，一块是王军给我们主讲、用幻灯演示，一块是嘉宾自由交换时间。下面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坐在我对面的是中国战略与发展研究会的文化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序盾刘老师，他是最早进行文化名城掩护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守卫定海古城的第一人，他以前是科技日报的记者，也算是同行，这几天他忙着呼吁守卫广州大学城的拆迁。坐在他旁边的是张律师，是华新民老师今天带过来的朋友。华新民华老师是法籍作家，她父亲也是50年代著名的建筑师，被打成右派。华新民一直钟情于北京四合院和胡同的掩护工作。巫昂是原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现为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然后这边就是安替、林楚方、李海鹏，李海鹏刚刚做完故宫大修的稿子，还有这边新邀请到的宋体金先生是中残联消息宣传增进会副秘书长、著名城市形象策划人，他也是致力于历史文化名城掩护的热情人士。另外还有几位嘉宾，现场速记，有的有事来不了，有的“请假”了，有一位嘉宾是在路上往这边赶，成果新车给蹭了，正在处理之中，没法过来。
从我收到的报名参加这个会的同行来看，以央视、京华时报和新京报的报名人数为多，那么可以懂得为，这几家媒体关注我们这期关于“记者追溯城市城纹”的沙龙选题，或者是比较关注记者的家，谢谢大家的到来。既然是沙龙运动，我盼望自由一点、放松一点、休闲一点，属于业内的交换运动，大家可以生动一点，随便喝点什么，记者的家也是想给大家供给一个交换的场合、供给一个交换的机会，下面我们就有请王军――
发言人：王军（新华社记者） 我91年大学毕业之后到新华社报到，重要是做经济报道，其中包含城市建设，除了公开报道之外，还要写内参报道，因为上面要看。很惭愧我在北京读了四年书，不知道北京老城是怎么盖起来的，不知道二环路里是拆城墙推出来的，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在出这本书（《城记》）的时候，提到鲁迅写《阿Q正传》的出身地是八道湾11号，这个处所正好要拆，我当时问小孩儿知道《阿Q正传》，他们说“啊，我知道”，但《阿Q正传》和这个房子有什么关系都不知道，以前我也不知道，很惭愧，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带着一种自我摸索的感到。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很多年，身为一个中国人，我怎么能不知道先辈们（的过去），现在这些处所还在，还能看得见，我个人感到这件事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这本书写完的时候，当时感到能否出版也无所谓，但写完这本书对我来说很重要。
梁思成之后的北京｜苏联城建模式的北京｜北京郊区的睡觉与生活
（幻灯片，讲解）大家看到这个方案是梁思成在1951年做的一个方案，这是公主坟，这是月坛……这是城墙，当初的想法很简略，当时的北京老城有62.5平方公里，人口是609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是17000人，这一万七千人是什么概念，像纽约是每平方公里8千人，伦敦才4千人，当时全部北京老城没有太多的空地，唯一的空地是天安门广场，皇家院落，不让大家随便进去，共产党的部队进北京之后，定都在这个城市，行政中心摆什么处所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辩，当然毫无疑问，能保的处所他们尽量保下来，老城区的人口密度已经非常高了，你还把行政中心放在那里，人口确定还会上去，人会越来越多，到了80年代之后是20万人，北京拆得很凶，还是13.9万人，比49年还多，这么多人要到这里办公，长期以来，北京的交通无认为继，这就是一个祸根……梁思成当年就预测到了这一点。
北京市区以疏散团体式布局，即由一个以旧城为核心的中央大团，与北苑、南苑、石景山、定福庄等10个边沿团体组成市区，各团体之间，由绿化带相隔，并形成了以旧城为单中心、向外建设环线扩大的城市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种方案布局下，北京市区建成区扩大了4.9倍，市区人口增长了近4倍。你像现在北京的郊区，回龙观天通苑那边，住了30万人，这是一个睡觉的处所，很难想像。30万人口，在发达国家，这是一个中型城市的概念，到我们这里却是一个睡觉的处所，这么多人要进城来办公，出城去居住，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梁思成当年还提出一个问题，那些靠着老城区小门脸儿他们的生活怎么办，你大规模拆迁之后，他们的就业成了一个大问题，现在有的人在西单上班养活一家人，你把他迁到石景山这些处所去，他就没法生活，这对社会节奏损坏非常大。当时梁思成主意另建新城是有远见的。有人说当时国家没有钱，无力承担另建新城的费用，在我收拾档案的过程中，我创造，恰恰是在老城区里盖房子，国家财力不堪重负，因为拆迁量太大了，现在北京拆迁成本已经占了项目总投资的50－60%，在当时的话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当时有些情况，你比如拆迁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一个月拆了一万多间房子，那些人去哪里住了？有些人跑到郊区搭几个小棚子，有的甚至跑到偏远的仓库里去住，我看到彭真在50年代的报纸上说拆老城太贵太花钱了，中央也不满意。
大家看到，这是望京，这是清河，这是回龙观，这些都是睡觉的处所，我在02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调查，其实这样一个发展模式的话，北京要有2000个亿投下去，这样投下去的话，这个城市可能要完蛋。北京的路网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院”太多。把住宅小区建设到城市里面来，却是苏联人的创造。在西方，住宅小区一般建在城市的郊区，城市里以街坊布局。街坊的优点是：所占地块不大，能够适应路网密的请求。而苏联的方案师们认为，小区比街坊好，因为它配套完善，能够使社区生活更加方便。于是，小区就被他们从郊区搬到市区里来。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方案为底本赞助断定的，苏联专家在领导北京进行城市方案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方案已浮现弊病。为解决城市功效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端制定新方案，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可是，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在沿着苏联专家赞助断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我问一个科学院的副院长，“北京跟莫斯科的方案一样，莫斯科的中心区很紧张啊。”他说，“一样紧张，我们有什么措施，我们要搬出去，区里人还在反思这个问题”，我做了这个报道之后，北京有些人还不太高兴，他们说：“你怎么说我什么都没做，我们有绿化隔离带啊”，我说，“不管怎么摊，这还是一块大饼”。在郊区生活的人很惨，我去过很多郊区，你比如说在南苑这个地位，有一千人等着要我下去看，我没遇到过这种场合，我一过去，他们让开一条道路，看，这里根本不具备人类居住的条件，这里的水质很差，他们为了喝一次干净的水，要进城打水，来回要四个小时，我把这事反响出来之后，就被崇文区某些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然后说我是挑动群众和政府反抗，我给他们讲这个道理，我说我扮演的是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润滑剂。
解放后北京城的变迁
1944年的时候，伦敦的市区有1200万人口，也是一塌糊涂，跟今天的北京一模样，梁思成在1945年写了一篇文章，说伦敦要完成改革城市的伟业，至少要五六十年的时间，这让他说准了，现在伦敦市区的人口是600－700万，花了半个世纪。梁思成当时说北京不要像当时的伦敦那样，没想到北京至今还是这个样子。巴黎就把新城摆在老城的外面，它的老城区掩护得非常好。梁思成也盼望北京按这个模式发展。
从现状来看，北京的交通太艰苦了。伦敦700万人口、280万辆汽车，道路面积率23％，与北京一样。巴黎也是这个数字。伦敦这么多人和车，只有几个立交，高架路只有1公里。而我们搞了100多个立交，交通却更挤了，道路增长与车辆增长速度要成正比，哪个国家也做不到。伦敦路网密，我们道路宽。伦敦靠两个，一是单行线，2/3的道路是单行线 ；二是交通主动化把持。北京的市中心区这么紧张，还要大规模改革王府井，建设东方广场。这怎么办？交通怎么保持？
对于长安街的宽度，1957年5月2日，梁思成在北京市国民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曾作出一段风趣的评论：
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成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着，留作停车场，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场，我看不太妥当……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道就更艰苦了。
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处所是元大都，蒙古的贵族在这里修了不少房子，当时是有新城老城之分的。古城内城的东西长安街以北，街道横平竖直、规规整整，这种规整的街道布局，毕竟是明清时代的，还是更早的元大都时代的？经过研究，1957年赵正之正式提出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础上是元大都城的旧街，这在北京城市方案史研究上是一次重大突破。
这是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梁思成和林徽因逝世保的处所。在梁思成眼里，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是北京旧城的精华——建筑中轴线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勇敢的空间处理，烘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而在天安门前这“最勇敢的空间处理”上，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起着要害作用。如果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方案能被采用，如果长安街及天安门广场周围能够不作为行政中心所在地，人们考虑这两幢北京少有的明代建筑时，也许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这是南池子，2002年5月北京第一个历史文化掩护区修缮改建试点项目，历经一年多工程告竣，其成果是240个院落，仅留下31个，其余通过土地重组的方法改建成一批仿古建筑。故宫西侧的南长街历史文化掩护区也紧随其后，其大部分也被夷为平地。
北京城交通拥堵今胜昔
大家看这幅图，这是我在潘家园花了200块钱买的，刚开端没创造什么，后来有一天我突然看明确了，这张图太厉害了，1956年10月份出版的，它把当时的北京画的非常明确，他把城墙的豁口全画出来了，许多城门还在。（当时50年代初抗美援朝，怕美国飞机来炸，为在“抗美援朝”期间可能遭遇敌机空袭时疏散人口，北京市在内城城墙上开了6个豁口。1号豁口是大雅宝胡同豁口；2号豁口是北门仓豁口，即十条豁口；3号豁口是旧鼓楼大街北豁口；4号豁口是新街口北豁口；5号豁口是官园西豁口；6号豁口是辟才胡同往西的松鹤庵胡同豁口。）
大家看这图片，以前的北京到处是绿色，是在树林里种房子，现在没那么多绿色了，是在楼群之间种树。北京目前的城市问题集中表现在城市容量超饱和、超负荷。北京的机动车不到２００万辆，比国外许多大城市少，但交通已十分拥挤; 二环以内的古城区，登景山俯瞰，五六十年代还是一片绿海，可现在是绿少楼多。
作为全市单一的中心，北京旧城长期承担着商业、办公、旅游等功效，大型公共建筑不断涌入，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中心区涌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北京市即着手建设城市环路，提出“买通两厢，缓解中央”的口号，期望通过快速环路的建设，吸引中心区的交通，缓解其压力。现在，北京已建成了二环、三环、四环城市快速路，五环、六环路的建设也已开端进行，但中心区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2001年的一项统计，北京城区400多个主干道路口，严重拥堵的有99个。由于道路拥堵，按打算，在中关村路，332路公共汽车每小时应通过19个车次，而交通高峰时间经常只能通过9个车次；行驶在三环路的300路公共汽车，正常行驶一圈应是110—120分钟，而现在经常要花160分钟。与交通拥堵相伴而生的是中心区环境质量的恶化。
北京市中心区现已集中了全市50％以上的商业与交通，而目前市区的核心——明清古城内，商业性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东城区大规模发展王府井商业区，并提出建设北京“中央商业区”、“现代化中心城区”的口号；西城区则在加速建设金融街，同时还要把西单商业区发展到150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崇文区大力推动崇文门外商业街的建设；宣武区也在加快建设以菜市口为中心的商业区。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正在被一幢幢大型建筑代替，中心区的“聚焦”作用越来越强，其遭遇的人口、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疏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目标。 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方案提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转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态，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可是，这项方案提出的目标与履行的成果，涌现不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业功效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取得成效。相反，由于方案是以改革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大批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使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与市中心不断“聚焦”相对应的是住宅的郊区化无序蔓延。研究表明，从环境容量着眼，北京市区“摊大饼”式的蔓延发展已不能持续。北京经过50年的建设，到1999年，市区建成区面积已达到490.1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到611.2万人，其中人口规模已接近市区的环境容量。这表明，北京市区已不能再无穷制地膨胀下去了。
美术馆后街22号，拆！
曹雪芹故居，拆！
于谦祠，拆了一半被禁止！
胡同与老人，胡同与文化
近10年，北京开端成片拆除老四合院。有数据表明，2000年到2005年北京打算改革300多万平方米危房，但同时有600多万平方米并非危房的房屋将也将被拆掉。 美术馆后街22号，一座明末清初的四合院，有着完整的院落格式，罕见的“象眼”砖雕与精巧的落地雕花隔扇。乾隆时代的北京地图上就有这个四合院，这里曾住过一位皇帝的御医，被拆前住着80多岁的赵景心老人。赵景心的父亲赵紫宸是中国基督教领袖和抗日好汉，他的姐姐赵萝蕤在这里用十几年的血汗，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篇。
被拆的还有很多名人故居，据正史记载，曹雪芹在菜市口有一处房子，17间半，有人查找有关档案，果然在菜市口找到了，就此一家，17间半房，当然，这是否就是曹雪芹的故居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这个处所后来被拆了，文物部门的理由是说这里是曹雪芹的故居不能拿出足够的证据，还有报纸说由于曹雪芹的故居真假难辩所以拆除，后来我找有关部门，他们说后来这里住进了别的人，有所改建，不能算以前的房子了，事实上北京民居的改建是一个偷梁换柱的过程，它的格式会保持下来，后来挖了地基，新地基和下面的老地基也果真是一样的。我在里面走，我说这应当留下来，中国只有一个曹雪芹。
你看这张图片，他们要拆“于谦祠”，我打电话给文物局，这个“拆”字后来又被抹掉了，不过我们还能看得出它并没有被完整抹掉，痕迹还在，北京文物局还在否定这件事，有一个人自称是文物局派来看这个门的老头，他说：“这破房子是文物吗？”我说：“于谦是守卫过北京的大清官，他为人做官两袖清风，他的房子自然也两袖清风。”现在于谦祠被拆成什么样了，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儿是菊儿胡同，以前那有一个小广场，有个修车的老汉摆了副相棋，于是就成了一个俱乐部，有很多老外也住菊儿胡同，经常跑过去下下棋，聊聊天。有的老人退休之后没人聊天会很苦楚，也常常过去，北京的胡同需要一个交换的公共空间，以前的关帝庙就是人们聚会的公共空间，现在人们到桑拿按摩这种场合交换，许多房地产开发商把整条街都归为己有，他们不太甘心花大力量为人们创造这么一个便于交换的公共空间。
再看这条胡同……被折迁之后，老年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他失去了自己的朋友，他们已经适应了本来的社区生活，很多老人拆迁没多久就逝世了。
这里一个四合院，高门楼、影壁墙、垂华门、抄手游廊，关上垂华门可以唱堂会，搞一个小舞台，里面有很多文化的东西，它可以很方便地向后扩大，东挎一个院子西挎一个院子，施工也很容易，所需要材料很容易盘算出来。这种四合院，冬暖夏凉，这么热的天，晚上还得盖被子。古人把建筑和地理气象联合得很好，里面有很大的智慧。现在很多四合院要被拆掉。
北京市城市方案里面，全部老城区只占了6%，北京市城区方案是1040平方公里，二环以内老城区只占62.5平方公里，占非常小的一块儿。老城区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多样性，几百年来，它有一个逐渐生长的过程，很多建筑即好看又好用。我曾经花了半天，才转了半条胡同，太有意思了，许多处所都让人流连忘返。统计表明，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约三千九百条，近一两年随着北京旧城区改革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六百条的速度消散。
“我们崇文区都快被天坛给害逝世了。”
老百姓说这跟动物园的园长要吃大熊猫有什么差别？
大家看这图，这是天坛，它有一个坡度，拾级而上，给人一种上升、升空的感到，可是旁边已经搞了不少建筑，这是首都宾馆，这旁边还有正在施工的塔吊，它们非常有效地把中国古代建筑的智慧给损坏掉了。好在这边还有几棵树挡住了旁边的一些楼群。崇文门的某些官员说，“我们崇文区都快被天坛给害逝世了。”因为有一个天坛，他们就要把持周围建筑高度，不能搞大规模的开发了。这还是中国人讲的话吗？（华新民：对这些没有素质的官员应当换血，王军：这个我答复不了。）
这个处所我拍了不少照片，这是南池子，南池子的掩护工程，240个院落拆得只剩31个，其他的基础上都改建成一批仿古建筑。这不是给国家添乱吗？世遗组织的官员就批评我们，拿这个说事，故宫也在大修，它是另外一件事。
看这边，南长街，南长街掩护区也没了，拆了，这也是掩护区啊，有人说我们要采用“疏忽式掩护”，疏忽掉这些处所，没准还能反面把他们掩护下来，有些人好像总感到他们碍眼碍事。
这张照片，去年6月27号他们干的，北京市文物局门口，他们要盖大门，可我当时一看就傻了，当时已经不准拆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还要拆，他们说他们要把大门弄直，摆正了。我说这房子挺好的啊，这还是一位某某皇帝宠妃的房子呢，它本身就是文物。文物局的人说他们把门弄直了，他们在旁边再盖一个四合院，这不是假古董吗？我跟他们讲，你们违背了市政府的决定，不让你们拆你们还拆，我在那儿“大发雷霆”，他们就不敢拆了，我说这房子怎么样我不说，你们违背刘淇市长的讲话，刘淇市长说不让把“拆”字写上去你们还写，你们知道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这跟动物园的园长要吃大熊猫有什么差别？（哄堂大笑）他们现在又把掩护园的牌子挂上去了。
这张图片是东岳庙西路，2002年召开的一次消息发布会说要对东岳庙西路进行二期文物修缮，去年非典之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变成一个工地了。
这幅照片是我99年拍的，人和自然在古代可以和谐相处，这个河边在以前是可以产生爱情的处所，现在却只能催生愿望。这个角箭楼还在，这边盖了和华大厦，这简直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某种愿望在驱使，在主宰着这个城市。
这张是1912年的照片，这是从钟楼往北边拍，大家可以看到安定门还有一个小尾巴，这是城墙，多美啊，这个时候清朝刚亡啊。我就想，为什么在国力衰弱的时候，这房子还是好房子，为什么在50年代初的时候北京的危房只有5%，为什么到了1990年的时候，房管局的统计就达到了50%，为什么在这几十年和平建设时代肉全烂掉了？我在1949年的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著名的法学家写的，他谈到北平的国民住的问题，他对大批的房子被没收被收为国有表现忧虑。因为这一充公就没有人愿意再修房子了，也没有愿意再造房子了。在以前，这些房子的产权是明晰的，这是我的房子，我可以卖掉，买下房子的人对房子的产权是有效的，他愿意花钱去修缮，没钱修缮他可以拿着房产去抵押，银行很乐意贷款给他，他住不起了还可以再卖掉……这里面有一种经济秩序，只有这样，人们在老城区的生活能够慢慢长出一些有趣味的东西，每一个院落都有自己的故事，这里面体现着历史的变迁。为什么这几十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许多小院的房子的产权都没有保障了，没有人愿意花钱去修缮，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被拆迁。这里面有很多历史问题和法律问题。
这样搞拆迁，只能表现这个城市已经失控了。
我有一个预言，哪一天北京会变成底特律第二。
北京城可能有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蛋了。
现在的拆迁力度是很大的，很多老百姓很多穷人买不起新房，他们只好降低住房标准，根据2000年的房改方案，拆你们家的时候你要回迁，整下来每家每户要花18万，四合院里住了不少穷人，他要是不回迁的话可以拿到10到15万的补偿，这也不够他买新房子，许多人都这样郁郁而逝世，很多老百姓交不起新房的月供，就把房子租出去，他去跟人挤破房子住。我看到有关方面评价，说这种拆迁方法，拉动了北京房地产业的发展，我认为这种拉动内需的方法是非常可怕的，穷人的生活在损坏，社会的仇恨在造就，这是要出问题的。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这是国务院宿舍楼，周恩来总理在50年代亲自抓的工程，他们现在也要把它给拆了，说这是危房，搞了一张危房签定，这哪里是危房，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找我反响问题的是一些退休的老同志，说这房子怎么也要拆了，无非是要盖新楼，盖得高点儿。本来是既得利益者，现在他们也已经把房产买下来了，也算是老百姓自己的房子了，成果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国务院＊＊事务管理局，那边还在搞危房签定，这到底是什么关系？百万庄那边的宿舍楼也要拆，它是当年50年代初建设新北京市区时建的，现在有些人把平房拆完了，就开端拆低层楼房，这样子搞下去，这还得了啊。这样搞，只能表现这个城市已经失控了。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1957年的北京地图，护城河还在，71年的地图，西边的护城河已经没有了，东边的护城河还在。在北京老城分片儿进行掩护，这是2000年定下来的，被列入掩护领域的老城只占本来老城区的17%，其他的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危改。我写那本书（《城记》）也试图想分析这个问题，你把老北京毁掉了，把新北京也毁掉了，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折腾，二环以内土壤硬化，有的处所汞含量严重超标，在国外这种处所已经不能让人住了，应当荒他五六十年才干重新搞建设，多留下一片四合院，多留下一条胡同不是坏事啊。你要把平房全变成楼房，哪一天故宫只成了一个门脸儿，录音整理，这个北京城也要完蛋了。我有一个预言，哪一天北京会变成底特律第二。为什么呢，底特律以前也是这样，盖了不少密集的高楼，后来富人创造城里住着太挤，他们就不愿住那儿，就出租给穷人，市区变成了贫民窟了。我信任北京现在也有这种情况，许多富人创造城里太挤了，交通不方便，就把房子租出去，自己搬到郊区了。我去年在哈佛遇到一位朋友，他说他们同学圣诞节去底特律玩了，玩什么？烧房子玩，因为底特律那边很多房子没人要了，也许北京以前也会变成这个样子，搞了这么多破楼挤在这儿，渐渐就不合适居住，就会变成贫民窟了，也会有人烧房子玩，如果真变成这个结局，那是很可悲的。
北京老城本是一个很完整的方案，1949年8月，上面让梁思成做一个全国重点文物名录，当时要解放全中国，要懂得哪些处所不能打，哪些处所不能炸，梁思成列的第一项文物就是北平城全部；现在有关部门搞的方案简直都是不要脸的方案。大家看这张图，深的色彩都是掩护区，浅色彩都是已经拆掉的，这都是近些年干出来的，色彩不深不浅的大片是还没有拆掉，但已经列入危房拆改打算的，这是根据2002年遥感卫星照片分析出来的，属于掩护区领域之外，还没拆掉的这部门，占当时北京老城区的14%，就连那些被划入掩护领域的部门也有虚伪的，你比如南池子，搞了不少假古董。
这张图片是鼓楼西大街，他们也正在拆的处所，北京城可能有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蛋了。
咱们看这张图片，看看西方城市是如何解决城区的交通问题的，这是有近700万人口的波哥大城市，跟北京一样拥挤，他们花了三年的时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市长说“这个城市是属于国民的吗？我看不属于国民，因为20%的人在把持着80%的交通面积，我要把80%的道路还给80%的国民。”在这种价值观念的作用下，他对交通进行治理，他把公交线路切到中间，把小汽车的路线挤到两边儿，很多人后来不开私车了，因为他们创造公交车很快，很方便，像火车一样准点达到。如果我们北京能做到这样，地铁都不用修了。我拿着波哥大的例子给一位老领导看，领导说“人家这才是三个代表啊”。……
主持人（胡小同）介绍：我也是第一次这么系统的听北京城的变迁，谢谢王军，他让我们对这座城市有了更为深入和苏醒的认识。华新民老师一直在为掩护北京四合院做奋斗，曾被《三联生活周刊》评为年度消息人物，请华老师补充一下。
发言人：华新民（女） 北京的四合院没有多少了，现在特别危险。现在北京的地下水位在下沉，已经不能再建筑太多的高楼了，现在的拆字换了一个词，他们面对这么美的处所不方便说拆，就换了一个词，说是“迁建”，其实意思是一样的。老说掩护掩护，实际上……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假539个四合院”的故事，前年说是在危改的处所挑出539个好的院子挂牌掩护，但是这个名单一直没有颁布，去年突然涌现一个“539”，但已经不是本来的“539”，他换了，他感到哪个碍事，影响他们盖新楼，就不把那个列到名单里，很多有文化历史价值的好房子他们就没有列入名单，一些根本没有掩护价值的破房子他倒挂了牌。我去问过一些人，说“你们为什么要拆这些房子”，他们说“我们没有拆，我们在搞测量。”很多好的房子就这么被毁掉了。这些图片上的房子多好，像在东洋马营、孟端胡同那些处所都被拆掉了。（放幻灯）这个小院儿还在，这是老百姓的私宅，在砖塔胡同旁边，它的周围都已经被拆成废墟了，这个院儿非常好，应当保持下来，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个没有了。这个也没有了。这个图是孟端胡同45号院儿，现在已经基础上拆光了，你看这个“拆”字，他们都叫“迁建”，中国这些老建筑是不可能迁建的。这个是民康胡同23号，特别俏丽，你看这砖雕，这个胡同现在也没有了……这个也都没有了。先看这个，贡院那边的建筑，这是老百姓的大杂院，有人说这些人不拆，凭什么让人家拆，这是人家的家。这些还在的都是老百姓自己的私宅，老百姓自己修的，很小，但弄得非常好。很多人都想把自己的私宅修得好一点，可是他们不敢修啊，谁知道什么时候就给拆了。这几个处所，这儿，还有这儿……都是去年拆的，这个是贡院头条2号，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中西合璧的院子，我们当时都反对拆迁，这是已经挂牌掩护的处所，成果他们一天夜里一点钟的时候过来拆了，本来我们还打算明天和他们讨论这个房子，没想到夜里就给拆了，让你连讨论的内容都没有了。……这是叶嘉滢的祖宅，叶嘉滢是国际著名的学者，在加拿大教中国古典文学的那位，这是他们几代人建下来的宅子，去年秋天的时候被拆掉了，去年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写给叶嘉滢的。不光是四合院，其实民国时代那些西式的房子也非常好，也很值得保存。……这个是麻线胡同3号院，它本身现在还挂着文物掩护的牌子，它是私家花园，原民国总理唐绍仪的旧宅，是北京市极为罕见的带有苏州园林格式的私家四合院，现在已经被损坏了，你看这几张照片，已经被他们拆了，北京电视台后来曝光了这个事情。他们会很多借口去拆，说是“迁建”，说了为了掩护，我现在最恨的就是“迁建”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能把北京城拆平。
主持人介绍：请张律师谈谈见解。
发言人：张兢兢（律师） 对大家刚刚谈到的这些强行拆迁四合院的行动进行“公益起诉”，目前有一些法律障碍，比如有关法律请求集体诉讼者必须是直吸收害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我们要做一些努力去改良法律。
主持人介绍：请刘序盾老师发言。
发言人：刘序盾（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人文环境掩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很高兴今天看到这么多媒体的朋友坐在一起谈这些事情，五年前我做那个舟山（刘序盾是舟山定海古城守卫战的主将）的时候，当时是很艰苦的。创造北京还有一位王军在和我做着同样的事情，很是激动，媒体这样的朋友实在太少了，当时我想发一个内参，最后找到光明日报，光明日报有位总编级的人告诉我，他说“你信任不信任，光明日报我找了半天，没有一个记者认为你做的事情有意义的。”当时的媒体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打开电视，会看到许多丑化“钉子户”的消息报道，一个老百姓被手铐一戴上，象征着现代化和法治的推土机就把象征着没落的老房子给推倒了，这的的确确是现状。
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些最近我们在做的事情：因为每件事情都是很复杂的，都涉及到背后的政治消息，那就是最新在兴建的广州大学城――刚刚王军说到的北京胡同四合院，它的文化价值产生于数百年来私有制的背景下，这不是打算经济时代用慷慨案、统一格式，用一张图纸就能设计起来的，比如我们推倒之后再建个仿古的琉璃厂，那就与本来的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在广州的这个处所是位于珠江中心的一个小岛，完整是原生态，在汉代就有居民了，以前还是南越王的一个狩猎厂，有很多古桥古井，当时民生浑厚，离大都市这么近，当时可以夜不闭户，有群画家看中了那个处所，就把自己的画室建在那里，我去了一下，很激动，他们很不容易，他们画了一辈子，可能是岭南派的著名画家，在广州城里的房子也就五六十平米、七八十平米，他们晚年把毕业的积蓄拿出来，终于在这个小岛上用了十年的时间建设了自己的大画室。除了那些绘画作品之后，他们还有自己唯一的单体建筑作品，那就是他们的房子，每一幢建筑都包含着主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作风，有的是潮洲派的，他的房子就潮汕作风，有的是画油画的，他的房子就有西洋作风。很多人辞去海外的高收入工作，来到这个小岛进行创作……这个广州大学城没有经过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批准，进行了“非法圈地”行动，把这个有价值的文化村和艺术村给摧毁了，就是昨天和前天，就在广东省委省政府那边爆发了几百人的游行，他们还筹备通过媒体来谴责这个广州大学城。
下面谈谈王军……许多科技界的人执着于自己事业的进展，所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专业化，而消息工作者有他的社会属性，王军力图立足于对都城面貌的演变来进行历史的追溯，通过复杂、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他向消息界的同行标示了一个成功的榜样。新华社应当以有王军这样的人而自满。（胡小同补充：王军转变了我们对新华社的印象。众笑）这本《城记》对王军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的消息工作者来说，可能是最有意义的表达，他为了寻找城市被湮灭的史实和答案，他的眼力没有局限在城市和建筑上，而是沿着更扩大的时空和更深远的领域，否则他这本书将是另外一种样子，有些人是通过王军的作品认识他的，我则是通过一起起，一桩桩公益奋斗的艰辛道路，甚至是屡战屡败的社会实践认识作者的，所以我想说，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王军的书，而是一个职业的坐标，我很高兴，我盼望大家更多地懂得作为一位斗士的王军。
王军：我不敢说我是一位斗士，我只是一位记者。身为我有时候会想到这样三种方法：一是像外星人，远远看地球上的运动，第二是看戏，我就是坐在前台的观众，会议速记，第三种是指出皇帝没有穿新衣的小孩。难受的时候我也想像外星人一样来看，事不关己，可是有时候什么都不畏惧，比如我跟文物局长大吵，我想是个国民，我只是在尽国民的责任。现在做记者也不容易，社会要需要给记者一个正常开展工作的环境，毕竟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我现在感到很无力，老百姓常常去找我，说实话我有时候挺畏惧见他们，因为一出门就会碰到苦大仇深的面貌，我感到到这是我自己的事业，他们过得很惨，你看到他们过得很惨，就会想去赞助他们，如果不做到记者要做的事情，就睡不着觉，可是有时候帮不了他们，感到也挺苦楚的。大学时我是学消息的，工作十多年了，我只是把大学时候的理想通过一本书来表现出来，这本书也不能说有多大的力量，北京城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不敢再去看它，怎么会出这样一本书，许多事情根本不该产生的，可是它们还是产生了，我只是想客观地描写这些产生的事情。
胡小同：上周我约王军的时候，说要搞一次传媒沙龙的运动，让他带几本书过来。王军是个很纯粹的人，他说：如果大家想看这本书，就到书店里去。那意思是我不是说写了这本书就到这次运动上来搞促销的。主持人介绍：下面请宋体金老师说几句。
发言人：宋体金（中国残疾人事业消息宣传增进会副秘书长） 看了王军这本书，我感到作者不仅是在描写北京城的变迁，也是在解读着一个城市的生活、文化、政治和经济，而且有很深入的思考。另外，这本书更大的意义在就于它可以唤起某些决策的官员对城市文化如何继承、延续和发展的思考。我曾经和小胡（胡小同）以前是一家媒体的同事，我们一起也做过关于类似的报道，比如在泰山修索道的那个事情，我们当时请了侯仁之、任继愈、季羡林、罗哲文等人做了一个公益广告，如果是在更有影响力的媒体发表就更好了。像刚才干老师提倡的那样，为城市文化的掩护和城市精力的延续尽自己的能力和责任，也盼望今后多参加今天这样的研究。
发言人：李海鹏（《南方周末》记者） 故宫大修的事情和我们刚刚谈的事情还有所差别，有些殿损坏得非常厉害，一直在修，要从2002年一直修到2020年，投资将达一个亿……这里面有很多事情。现在有很多报道越来越不好做，为了使一些工程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国家和一些处所政府做了不少的法律筹备，许多条文制定得很完备，你每到一个处所，当地的人都会拿出一套东西来，说我们是合法的。我们如果筹备不充分，做出来的报道如果一旦和法律冲突，那基础就是错的，就会惹麻烦，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得不进行很多迂回的工作，选择更合适切入的角度。
发言人：林楚方（《东方了望周刊》北京采访中心主任） 我是从《南方周末》出来的，刚才大家谈到的定海古城和南池子，我们都是一直关注的。虽然我已经离开了那里，不过听到王军老师介绍的情况，我还是会持续为你们加油。最后说四个字：人道，第二个词：支撑。谢谢。
发言人：安替（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 大家都是同行，我也看《南方周末》，也关注过关于南池子的报道，但我们关注的东西，老百姓不关注，老百姓一来看《南方周末》比较少，二来既使看也爱好看那些曝光腐烂事件的报道，就拿我来讲，在此之前，我对旧城改革有偏见，可能也是大部分老百姓的偏见，我感到新房子总比旧房子好，你没有厕所，住着也不舒服嘛，我曾经住过没有厕所的房子，月租800多块钱，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出发，我本质上爱好SOHO现代城这样的房子，不爱好没有厕所的房子，但是今天你讲了这么多故事，给我看了这么多照片，我突然感到我以前Stupid，其实我是一个很聪慧的人，一看到你的片子我就明确了。我们的媒体如果还采用以前的报道模型，你比如《南方周末》，支撑是好的，你们算是一个NGO的努力，这努力必需要媒体的联合，但这种媒体的联合最后成果就是老百姓越来越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南方周末》就算说出来，效果也不好，你比如专家的寄语写在后面，但《南方周末》后面的版面我是不看的，很少看后面，我只看前面。我们应借鉴一下其他过国家旧城改革和抗争中的经验，用一些多元的方法，去把这个议题我们的Agenda变得更＊＊＊（大家笑，提示他说中文）
我感到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跟大学生说，让他们拍DV嘛，让他们拍盗版光盘，教导太远了，要十年二十年的事情，我很奇怪一件事情，我问北大的学生出来干什么吗？60%的女生会告诉你说我以后要致力于NGO事业，其实她认识到从事NGO事业是很Modern的……(众笑)
我说这个社会运动要有豪情嘛，你们俩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你们是非常沉稳成熟的，你们缺乏一说话就让人豪情的感到，换一个人，比如说我来做这个事，很多人就会激动起来，就会参与，我感到应当勉励很多猖狂的人来参加。你要告诉我这种人，你告诉我没有厕所可以用化粪池，让我转变以前的见解。我也去过四合院，也租过四合院，我得出的感到和你们完整不一样，我住在里面太难受了
(有不少人插话，说北京四合院住着其实是很舒服的，又有人打断：“能不能补充两句？你忘记一个基础的一个道理，我们现在说我们要掩护这些古建筑，确实可能有些老百姓说我住在里面确实不舒服，我想拆迁，但这个问题不是要老百姓来承担的。”)
你听我说，我今天所有的东西是听见他的解释之后，我现在谈的不是这个事情的本身，你这个解释必定要通过小规模的沙龙吗？你们现在直接就是面对媒体，你们应当中间有道，我感到你们少了一道，你们应当把它交给一些新鲜的人……(王军插话解释：“我只是一位记者，应当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我能做的是让假话的链条中断”)
这个事情是大家的事情，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我们应当多一个环节，把事情交给一些积极分子――我谈三点，刚刚是第一点。为什么不通过奥运组织向北京政府施压让他转变，刚刚你也谈世界遗产大会，我想，首先一点是说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件事，通过外力的应用让这件事情公开，需要NGO的推动；另外第三点，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赵老师的声音都能通过互联网传出来――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吧？（众笑）――最近产生很多事情与互联网有关，就是一个主持人的丑闻。很多人都在利用现代媒体的科技，一个比较便宜的方法就是利用网站，很多人会支撑华老师吧（华新民：“我现在缺人帮忙”），其实你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其实有技巧的人只要有钱就肯帮你，你要做事，你只需要有人拿着钱去买这个单子就可以了，如果能找到这些人，就做一个网站，把需要掩护的处所（华新民插话说：“缺人”）――大家可以一起去帮华老师做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知道有家公司叫水晶石公司，他们做了一个元大都的虚拟的模型（华新民说：“知道”）如果能和这个公司在商业方面合作，如果赞助我们把元大都这个东西做成一个公益光盘，或者把版权给我们，我们在任何一个大学的NGO场合去放，把商业价值、国内舆论和NGO组织的东西形成一个产业链，我感到需要更多的人支撑。并不说你用好汉主义，其实好汉是没有用的。……
有人插话：“本来我不想插话的，但是我感到华老师他们不是这个事情的主体，他们只是参与者，主体是我们所有人，你刚才出的那些主意，你自己也可以去做，不是华老师应当怎么做怎么做……”（大家笑）
发言人：巫昂（原《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 ……我们无法转变在80年代和70年代以前对四合院和北京古城的损坏，但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在21世纪给以后的人们留下一点对城市的记忆。我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了自己的一些观念，比如关于发展和掩护传统之间抵触的问题，好汉式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永远的无穷的膨胀和扩大，它里面有许多应当思考的东西。
发言人：贾葭（《东方了望周刊》记者） 我以前在《文汇周刊》的时候做过一篇图片报道。当时挑选出来16幅老北京的图片，然后我带着摄影记者在同样的地位拍了100多张图片，对照非常直观。这个报道我很想一直做下去，后来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被迫中断了，之后我就想不做北京，可以做上海做青岛做大连，但这个打算由于我的辞职而中断了，仅仅做了一期很惋惜，那是半年前的事情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就应当爱它。我是西安人，西安的那个古城墙掩护得很好，但是和北京对照起来虽然重修了很多，但我还是抱着一种强烈的爱好。北京的城墙不在了，我感到非常惋惜。朝阳门这个名字，北京和西安都有的，我平常爱好拿着相机拍东西，大家都是记者，如果大家都有相机的话，我们可以在小胡同里随手拍下很多精彩的东西，为以后留下一份纪录，让子孙后代看到祖先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我会让儿子知道我以前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里。最后一句话就是盼望大家拿起我们的相机，拿起我们的笔，打开我们的电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主持人介绍：陈峰来晚了，我们在建外SOHO，他跑到SOHO现代城了，所以来晚了。大家谈到了拆迁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房产改制的问题，如果是私有财产，就不存在强制性拆迁。这个立法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交给陈峰来解决，孙志刚事件的报道就是陈峰做的，最后导致收留遣送恶法的破除，所以这个问题还得交给他，我们请陈峰表个态啊。
发言人：陈峰（《新京报》北京消息部主任） 胡小同刚才把我吹捧了一番。说句实话，北京鼓楼大街拆迁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个整版，第二天压力就到了。对消息媒体来讲，我们《新京报》不想离政府太近，但也不想离政府太远，关于北京拆迁的事情，我们会尽量地多报道，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让尽可能地让读者知道北京城市拆迁的各方面情况，利也好，弊也好，我们有责任去报道，我们并不是为了转变什么制度，只是想让反面的声音能够尽快发出来，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毕竟能起到什么作用，我还是不抱什么盼望。谢谢。
※ 由于王军现场放映的图片大都为未公开图片，不能在此一并颁布，希见谅。部分图片将会收入他的第二本书《城记II》。
※ 本文根据录音磁带收拾，有个别删节；如有笔误，还望一并海涵
※ 王军著作《城记》在新浪读书频道有连载，如有朋友感兴趣，可以打开下面的链接：
※ 本次沙龙运动不排挤转载，转载请注明以下字样：
原始出处：“记者的家” 沙龙支撑：建外SOHO社区
场记：欢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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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速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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