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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11期，作者：何仁勇，原题：花开花落两由之——叶子龙之命运（本文系节选）

如果说偶尔挨毛泽东的批评，是秘书工作中难以避免的事情，那么机密“录音”事件，则是叶子龙毕生难以咽下的“苦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华国民共和国中央国民政府主席。对他的一言一行进行记载，显得尤为重要。叶子龙向周恩来、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中央领导进行过汇报，建议采用录音的方法，记载、收拾和保存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他们都批准了。

195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采购了一批录音设备，配置了专门的录音人员。随后，机要室对中央领导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进行了录音。对于机要室的录音，毛泽东是知道的，而且认可录音的做法。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国民内部抵触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亲自唆使叶子龙录音的。1960年1月，在召开上海会议期间，北京速记公司，叶子龙专门就录音事宜向毛泽东汇报，会议速记，表现这是为了保存可贵的语音文字材料。毛泽东的答复是“那好嘛”。事实上，毛泽东曾经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这也表明，毛泽东明确表现同意录音，只是要像“圈阅”制度一样，形成明文的程序。

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对录音材料的收拾和保存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这些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收拾的录音稿，都保存在机要室，除非经过杨尚昆批准，原则上不外借。后来，速录公司，《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向机要室借阅毛泽东的录音稿，也是严格按照程序履行了报批手续。在录音的领域，机要室也按照毛泽东的唆使作出了规定，即四种情况可以录音：一、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处所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三、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四、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这些规定，也报送到毛泽东处，取得了他的批准。

诚然，录音是一种先进的记载和保存材料的方法，但大家都疏忽了，毛泽东讲话历来都不爱好人家做记载。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看到杨尚昆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他们的小本子拿过去看，问他们记载这些做什么，叫他们以后不要记载了。1959年，毛泽东外出，杨尚昆、罗瑞卿等人随行。杨尚昆让叶子龙向毛主席请示，能否带一个速记员，毛不批准说：“这是推辞责任，拿我作挡箭牌。”1959年11月，中央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讲中苏关系时，特意关照大家不要做记载。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赌气了，马上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结束录音，并在会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毫无疑问，这些风暴之前的预兆，被杨尚昆、叶子龙等人疏忽了。

根据杨尚昆的回想，1961年春天，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现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闻讯后大发雷霆，唆使要查清此事，严正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