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组织的这个讨论是受到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影响的。道义现实主义认为讲道义有利于崛起大国进步实力地位、争取国际支撑，但这并不意味道义现实主义认证“不讲道义的国家就崛起不了”。历史上有讲道义崛起成功的大国，也有不讲道义崛起成功的大国。秦帝国、蒙古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是靠暴虐杀害成功崛起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不认为中国今天的崛起应借鉴历史上靠暴虐杀害成功的经验，而是建议借鉴那些应用武力但也运用道义原理取得成功的经验。例如，周武王、齐桓公、唐太宗的经验。因此今天的研究会是讨论讲道义大国事如何成功崛起的。下面谈一下国际道义的相对性问题。

　　首先，国际社会是以霸权国的道义程度作标准来衡量崛起国的道义程度的，即国际道义的相对性。也就是说，在既定的历史时代，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对外政策都具有雷同的拓展性质，但只要崛起国的政策道义程度比霸权国高一点，就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讲道义的；而如果低一点，就会被认为是不讲道义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崛起国要争取国际政治支撑就需要采用比霸权国更加讲道义的对外战略。

　　例如，商和周对诸侯国的政策都是要他们臣服，但商纣王虐待其大臣和诸侯国，而周武王则不虐待大臣和诸侯国，北京速记，于是据说有八百个小国背叛商纣王与武王会师。这些小国视纣王为无道昏君，而周武王为圣王。齐国和秦国对其他小国的政策都是称霸，但齐桓公是靠与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组建同盟称霸，而秦国特别是孝公之后都靠大规模吞并邻国土地称霸。所以其他中小国家认为齐国讲道义，而秦国则是“虎狼之国”。西汉王朝和匈奴争取西域诸国的本质都是扩大，但是西汉王朝是政治扩大，寻求建立臣属关系，而匈奴则是资源扩大，建立役属关系掠夺西域国家的物产和人力。西域国家认为西汉比匈奴讲道义。唐太宗采用对外开放对内吸收谏言的政策建立了贞观之治，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且讲道义的时代，而元朝对外扩大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版图，但元帝国仅持续98年，被认为是一个残暴的王朝。

　　其次，中小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哪一方更道义的断定并不根据他们是否进行战斗，而是看哪国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多，特别是安全利益，如果两者都带不来利益则看哪一方的政策给他们造成的伤害更小。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层面的道义是指一国政策行动的正义性，而非不应用武力。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二战时对纳粹德国采用绥靖政策，被认为是不讲道义的。英国对纳粹德国的政策是和平的，但给欧洲其他国家不仅没带来利益反而带来害处。

　　所有国家都不盼望别的国家比自己壮大，他们既不爱好霸权国也不爱好崛起国。中小国家是根据利害关系来断定霸权国和崛起国何者讲道义。根据有利原则，他们认为给他们带来利益多的一方讲道义；根据无害原则，他们则是两害相权择其轻，将侵害他们利益更轻的一方视为讲道义。例如，欧洲国家对美国和俄罗斯都无好感。不过，欧洲国家虽然不爱好美国霸权但他们更担心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于是宁可丧失一些主权也让美军在他们国内建立军事基地。许多亚太国家采用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双向战略，这个现实阐明，他们认为经济上可以从中国获利而安全上可以从美国获利。同时也阐明，他们认为中国对他们构成的安全要挟大于美国。我们特别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冷战后美国天天进行战斗而我国一场战斗都没打，反而是许多亚太国家采用安全靠美国的政策。认为一国崛起无害，是他国认为该国讲道义的必要条件，当这个条件不能满足时，该国就会被认为是不道义的。

　　第三，国际社会根据霸权国与崛起国拓展利益的内容，断定何者相对讲道义。无论是霸权国还是崛起国，其实力上升的过程都是利益向外拓展的过程。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拓展的利益内容不同使得一国的道义形象不同。一般来说，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比在传统领域拓展利益更容易形成道义性。如果崛起国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利益冲突方会较少，所遇到的国际阻力就小，甚至可以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支撑。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社会发展常常创造出一些新的利益领域。在新兴领域，拥有雷同利益的国家相对较少，于是拓展利益对他国形成伤害的可能性也较小。例如，当工业生产创造国际贸易市场，这时美国在中国搞门户开放的扩大政策就显得比欧洲列强在中国强占租界地的扩大政策显得讲道义，这是清政府批准门户开放的原因之一。当工业化创造出国际资本市场后，向海外拓展资本利益就比拓展商品市场利益显得更讲道义，这就是为什么打开一国投资市场的阻力相对小于打开对方商品市场。大国崛起都不可避免地要拓展其国外利益，其国外利益得不到拓展的国家确定不是崛起大国。但拓展重点是传统领域还是新兴领域，对其道义形象的影响则不同。

　　根据上面有关国际道义相对性的讨论，我想总结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