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

　　新浪财经讯 第十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于2016年7月2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国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出席并发言。

　　以下为会议实录：

　　杨瑞龙：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的邀请。我发言的标题“走出高增长依附症下结构调剂的困境”。

　　第一个问题，谈谈为什么总是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中左右摇摆。或者说为什么调结构老是雷声大雨点小，总是落不到实处。调结构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特别是2008年危机以后的4万亿打算，尽管2009年3月迅速反弹，但是4万刺激打算带来了诸多的后遗症，大批刺激资金流向了国有把持的重化工业部门，这样导致过剩产能更加严重、结构更加扭曲。4万亿的刺激打算并没有影响实体经济，大批流向房地产，导致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挤压了实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2008年以后传统经济增长要素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2008年前的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高储蓄等等，我们归结为传统增长要素。2008年以后，传统增长要素程度不同地衰减，从而导致了现在的潜在增长率的下行。假如没有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经济也可能到一个拐点。如果我们断定最近经济增长的下行重要是源于潜在增长率的下行，中央对于新常态的断定，这种下行是源于潜在增长率的下行。如果是这样，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时候采用刺激打算，无助于财富增长，反而产生资产价格泡沫化。所以这两个都可以证明结构调剂重要，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中大家都没有疑问。但为什么大家取得共鸣的问题，我们在实际中无法得到有效进展。

　　原因在于，我们所讲的结构是表象，背后反响的是利益结构，这种利益结构和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有关。换句话说，当前面临的机构是既定增长和体制模式下的一种利益结构。如果要用人为调剂，在转型中必定是有一个对增长有负效应。这时候往往表现为行政手段，关停并转来调结构，短期效应必定是需求下行，特别是政府投资需求下行，这就带来增长宏大压力。中国传统模式中存在着高增长依附症，我们国家之所以对速度非常在意，原因在于在既定体制下对速度有很高的依附症，我们采用非均衡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请求用必定的速度来保持体制模式，类似润滑剂一样，不是我们爱好速度、不是偏爱速度，是因为如果要保持这样的改革模式和发展模式必需要运行这样一个速度。当有速度的时候可以批评速度，但当没有速度的时候，我们体制的自我循环系统会产生严重变异。

　　假定我们持续用行政手段导致投资下行，速度进一步下行，可能就业会出问题。我们在谈假定过剩产能关门，实业会怎么样。还与处所财政有关，中国目前的体制处所政府施展很重要的作用，处所财政收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经济下行，处所财政会涌现问题。还有社会保障系统，人口老龄化之后也需要经济增长来赞助构建。如果就业涌现问题，速录公司，收入就会有问题，那消费也会有问题。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也会带来国防问题，国防预算问题，教导投入问题。再进一步经济下行，可能经济环境中微观主体对未来预期看差。总而言之，我们的体制对速度有很强的依附，速度与结构产生抵触冲突，短期内往往导向速度，这就是为什么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都明确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结构问题，但实际政策应用上我们往往导向保速度。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一个高增长依附症。

　　为什么我们老是半途而废，在调结构总是说的比做的多，调结构我们往往遇到一个短期目标，我们老在纠结稳增长、调结构哪个放在前面。最根本原因在于速度问题。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左右摇摆，最后为什么我们导向一个短期目标，保速度，是源于中国体制下和增长模式来，短期内速度远比结构重要。

　　再简略讲讲，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害是什么。这个问题与前面一个问题相呼应。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来这是一个很简略的问题，中国学者把这样一个简略问题说的大家越来越不明确。我学了几十年的经济学，我本来是明确的，供给侧改革就是供给侧角度调结构，但是现在看了很多文章，越来越糊涂了，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干什么。供给侧结构改革实际上是基于本来的增长模式下的结构，导致增长质量降落、效率低下，无非要通过供给侧要素，资本、劳动、效率，从这个角度进步增长质量。具体来说，通过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消灭僵尸企业来降成本，来实现这样的目标。这是微观上最简略的调结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