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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尚昆说，所谓“机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略，事情过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机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明确。他说：

　　录音工作的建立是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开端的。录音的目标，开端是为了核对速记，保证会议记载的正确性；后来随着技巧的发展，北京速记公司，建立了录音档案，录音带成了中央档案的一部分。

　　毛泽东讲话历来不爱好人家做记载。这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机密报告事件产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讲话没有记载，留不下个东西，我这个办公厅主任不是失职吗？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泽东提出，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当作个记载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和胡乔木两个记一下吧。我和胡乔木也只是简要地记一些会上决定了的事项。过了些时候，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看见我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我们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收拾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

　　为了汲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筹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国民内部抵触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亲自唆使叶子龙录音的。

　　1958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所谓“共同舰队”问题。接见前，毛泽东要我们筹备录音。那个时候技巧条件很差，公开摆一架录音机，庞然大物，不甚妥当，于是就找来一个微型录音机。这个录音机的受话器外观像一个手表，应用的时候把这个“手表”戴在翻译就是赵仲元的手段上，另有一根线接着揣在他怀里的钢丝录音机。这次谈话时间很长，而那个录音机顶多个把小时就要调换一次录音钢丝。很快，一小时过去了，谈话持续进行，录音钢丝无法调换，录音没有成功。毛泽东很不满意，赵仲元却因为怀里的录音机发热，烫得肚皮疼，可是也只能忍耐着。这是一次“机密录音”，一次不成功的录音。

　　从1958年11月开端，毛泽东外出时，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处所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毛泽东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收拾出来的记载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速录公司，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我批准，如向《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供给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录音稿，就是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的。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载，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赌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毛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底本本地进行了转达。这以后，对会议录音我更谨慎。

　　1960年4月，我陪毛泽东外出巡视，直到6月下旬，上海会议（就是毛泽东作《十年总结》讲话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在这次外出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被接见的客人分辨来自亚、非、拉美、东欧、西欧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从民间团体、社会著名人士到政府首脑和共产党的领袖；接见的地点有时安排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处所，有时安排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这几次谈话都录了音，当然是经毛泽东事先批准的。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国民公社六十条》，突接龚子荣电话，北京速记公司，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筹备接见外宾时创造要录音，生了气。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阐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查，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恳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载，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盘点登记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