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旨在以访谈、录音、录影等方法采集、收拾、保存、研究历史当事人或见证者的历史记忆与相干史实。在创造文字以前，口耳相传的历史是人类唯一的记忆情势，因此口述史本是历史学的源头。

不过，尽管我国有着长久的口述历史传统，但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从西方引入的。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口述历史日益受到学界和大众的广泛关注，我国口述历史发展的现状如何？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点与中国气派的口述历史学科系统？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

时不我待：抢救即将逝去的历史记忆

记者：口述历史与历史记忆有着天然的接洽，历史记忆很重要的就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见证者的回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口述历史是在与时间赛跑。纪念抗战成功70周年时，抗战老兵这样一个特别群体，让人们再次意识到抢救即将逝去的历史记忆刻不容缓。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左玉河：的确是这样。历史记忆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是历史当事人对后人可贵的馈赠。对这些高龄老人进行口述访谈，就是与时间赛跑。这些年，我们在这方面有太多的教训。比如，童天湘先生是著名诗人田间的弟弟，也是著名人工智能专家。我们很早就想对他进行口述访谈，却未能抓紧。后来他患了晚期癌症，我们闻讯急忙到家探访。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童先生强撑病体，讲述了提出“智能革命”的前因成果及与钱学森的讨论。记得他最后说：退休十多年一直在构思撰写《智能价值论》，如果你们早点来做访谈，我可以将这么多年的思考讲出来，也算留给同行的思想遗产吧，录音整理，恐怕已没有机会了。不久，童先生谢世了，留下无法补充的遗憾。

抗战老兵也是如此，纪念抗战成功70周年之际，很多人寻访抗战老兵做口述访谈，但幸存的老兵已经很少，且多已90岁高龄，要恢复保存清楚的历史记忆相当艰苦。大家不约而同地感叹：抗战口述访谈如果提前10年来做，亲历抗战的历史当事人会多很多，必定能采集并保存更多丰富而清楚的口述史料；反过来想，如果我们再过10年做抗战老兵的口述史，恐怕就更难了。因此，做口述史必须建立抢救意识和紧急感，否则某些历史的本相与细节恐怕将无从知晓。同时，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尽可能多地保存真实的历史记忆，这就请求不能过于短视，对于那些具有历史价值而未必有经济效益或短期效应的也要抓紧抢救，尽可能多地、完整地保存历史记忆。

“众声平等”：书写大众自己的历史

记者：某种程度上，口述史将普通大众作为记载历史尤其是叙述历史的主体。作为一种全新的多方面的历史建构运动，口述史如何使人人都可能参与当代历史的书写呢？

左玉河：可以说，口述史的兴起不仅将活生生的口述史料收拾并保存下来，而且为大众书写自己的历史供给了现实的可能性，转变了历史研究的既定模式。自唯物史观出身以来，国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得到了空前彰显，书写国民群众的历史成为近代以来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但因缺乏记载大众运动的历史材料，以何种方法研究和书写大众的历史，成为长期以来困扰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口述历史的兴起转变了这种状态，大众既是历史的当事人和见证者，也是口述历史的叙述者和历史记忆的打捞者，同时还是历史的研究者和书写者。口述历史是大众讲述和书写自己历史的手段、方法和重要道路，他们可以通过“口述”方法，讲述、记载并研究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和切身感受的历史，发出并留住更多的声音。

口述历史也是研究者通过口述访谈的方法，对历史当事人进行采访并在沟通中收拾史料的过程，最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是访谈者与历史当事人合作完成的，转变了以往历史研究中完整将当事人排除在研究主体之外的做法。与精英人物相比，多数普通大众是事件的参与者和具体的实行者。所有关于历史记忆的声音都是平等的。因为大众的历史记忆供给了普通当事人对该事件奇特的视角和深切的感受，揭示了精英们看不到的另一面。因此有人说：“普通人的见证，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名人、大人物的见证更可贵，更难得。”

“交响合唱”：多维度推动的发展格式

记者：今天，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日新月异，微信、博客等新媒体的普及使得口述历史异常热烈。我国口述史学当前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