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徐中舒先秦史讲义》献疑

　　徐中舒先秦史讲义》包含1982年《先秦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部分。这部“根据录音收拾成文”的《讲义》，疑点颇多，速录公司，值得探讨。

　　《先秦史讲义》诸多论点与徐中舒观点不符

　　《讲义》说：“唐尧是直接继承帝喾，商人、周人都是帝喾之后，阐明三个朝代都出于东方高辛氏，属于龙山文化系统……虞夏则出于西方的高阳氏，属于仰韶文化系统。”徐先生建立的两个东西系统为：西方高阳氏（仰韶文化）—虞夏；东方高辛氏（龙山文化）—唐、商、周。

　　“唐尧是直接继承帝喾，商人、周人都是帝喾之后”根据是《史记·五帝本纪》和《殷本纪》、《周本纪》及司马迁所根据的先秦文献。早在1927年，徐中舒已明确对“此东西两土之民族，是否为同一民族”表现猜忌，并对王国维“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的论点进行批评：“汉人所传之《世本·帝系姓》，谓殷、周同出帝喾之后。世远代湮，其说难征。”此外，随着夏、商、周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与先秦史研究的深入，《讲义》中关于唐、商、周都出于龙山文化系统的推论，同样疑点很多。

　　《讲义》说：“龙山文化是从南方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发展来的，从南方沿海北上，达到黄河流域大约是四五千年前，到北方就要更晚一些。”相反，《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收录徐中舒和唐嘉弘联名发表的《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地位》一文，恰可为“龙山文化是从南方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发展来的”观点提出有力反证：“根据考古发掘材料，马家浜期似可溯源于河姆渡文化，它似经过崧泽期发展为良渚文化……犹如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经过刘林期和花厅期，衍变为龙山文化。它们二系，可能各有其前后发展的承袭过程。”

　　尽管徐中舒明确表现，新石器时代各氏族部落间“有了相互来往”，“他们相互渗透和融合，速录公司，不断形成新的文化类型”，但其力主河姆渡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属南北“二系”。

　　《讲义》说：“仰韶文化（即夏代文化）发展到东方，向西形成了二里头文化。”徐中舒关于“仰韶为夏民族曾经居住之地”之说始终没有转变。他在《论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一文中特别阐明：“从前我说仰韶文化是虞、夏民族的遗迹，二十年来这个假说，未被证实，亦未被颠覆；胡厚宣同志说我放弃了这个假说，是不确的。”事实上，他在1979年《夏史初曙》一文中则明确表现：“夏文化的中心肠带现已查明，就是散布在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讲义》说：“唐、虞、夏的部族联盟，可以从夏家店下层文化来阐明……唐、虞、夏这三个部族正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这里会合，共同抵抗北方民族的入侵。”《先秦史论稿》一书专列有《唐虞夏的部族联盟》一节，徐中舒举证民族史上的夫余、契丹等族的例子，但整节没有涉及夏家店下层文化问题。《讲义》用大批篇幅讲到远古时代生态变更问题：“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可知这里在古代农业还是很发达的。”“大约是在四千年前，龙山文化流传到这里与早已达到这里的仰韶文化相会合并代替了后者，成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体。”“东西两种文化接触的成果便产生了唐虞夏的部族联盟，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北方民族的侵袭。”以上考古材料，不知为何人补充，但可以确定，1979年前，其论著没有论及以上问题。

　　《先秦史讲义》系他人收拾

　　关于徐中舒《讲义》，或系他人根据其早年的《讲义》或某些论著收拾而成，收拾者或非一人，其中自然掺杂有收拾者个人的观点，并不能代表他的学术论点。由他人收拾的《讲义》，不宜作为徐中舒学术思想研究文献。

　　1982年以后，徐中舒年迈多病，基础很难从事学术研究，这也可从徐亮工编《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1985年的记载中得到印证：1月28日，徐中舒“确诊为脑溢血，收入该院内科6病室住院治疗。经抢救挽回了生命，录音整理，但留下下身瘫痪的后遗症”。还提到，1985年，他招收的先秦史、古文字学宋史博士生，分辨由唐嘉弘、罗世烈、伍仕谦、常正光、吴天墀协助领导。1985年1月，徐中舒已完整不能从事教学科研运动。

　　《编年》提到，1982年“3月3日，先生在家中所设的"古文字研究室"开端为82级先秦史研究生讲解先秦史专题课……这也是为编写国家教导部委托的高级院校教材《先秦史》做筹备。在该课程开讲时，先生即将此目标讲明："我们打算搞一个先秦史讨论集。……这个讨论集作为《先秦史》的大纲，盼望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一方面补充，一方面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