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早期《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还是2013年出版的《第七天》，余华每每有新作问世，都会掀起一番讨论。近日，余华将十年来在文学与现实中的呼喊与回望集结成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宏大的差距里》。现场，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借一句作家的言论夸奖余华，“在面对中国幽暗复杂的现实时，没有在国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没有背过身去，而是以锋利的眼力洞察时代。” 余华在现场表现，“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我们都是病人。”

　　“对现实社会我没有找到答案”

　　“这是我的写作，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绪、愿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在新书中，余华用笔记载下对当下不平衡时代的视察，“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定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在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节的礼物，北京的男孩子想要一架真正的直升机；而西北的女孩想要一双白球鞋。”余华坦陈，社会的不平衡刺激作家写作，可他并没有找到前途。

　　余华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本书也许不能为读者供给“面目全非的社会”中的前途。 “我没有找到答案，北京速记公司，写书的过程就是寻找答案，但答案是找不到的。”他说小说家应当是社会的速记员，记载下社会的变更。“同一件事，媒体的工作是客观报道消息，小说家应当提出更多的角度。”

　　“现在为止我对自己都不是特别懂得”

　　除了探讨社会问题外，余华当然谈到了文学与写作，现场速记，回应了自己写作风格的转变。余华谈道被问过多次的问题，“为什么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那么多血腥暴力，为什么到了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明显减少了。这都是我从26岁到29岁的三年里干的事情，我的写作沉浸在血腥和暴力中无法自拔。”在文中，余华从童年目睹很多逝世刑履行开端写起，余华写道，所谓文风的转变源于他做的一个梦，他梦到自己被人追杀并且履行逝世刑。但在现场面对记者的提问，余华却转变了答复。“其实到现在为止，我对自己都不是特别懂得。”

　　《我们生活在宏大的差距里》也囊括了很多较为轻松的随感，如在体育、旅行以及教导孩子时的感想。提起这些，余华很有表达的积极性，现场他回想起自己和史铁生、莫言、马原、刘震云一起踢球的情景，“1990年的世界杯，我们去辽宁文学院讲课，期间跟史铁生和刘震云，还有莫言、马原一起踢球，因为辽宁队主场，速录公司，我们势单力薄。最后让铁生当我们的守门员，史铁生（和对手说）你们往我身上踢，一踢我就逝世。”余华回想道。

　　访谈

　　“我不看朋友圈，朋友圈里没意思”

　　北青报：您在书中谈到“现在的人通过网络或电视关注消息”，我们看到您已经有近半年时间没有更新腾讯微博，您从什么渠道获得消息信息呢？

　　余华：网络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但网络上的消息还是需要分辨一下的。本来我上网看消息一看两个小时，自从我有了智能手机，看网络消息少了。虽然我有微信，但从来不看朋友圈，我的朋友圈比较没意思，一次我在国外，想看看朋友圈对亚航失事的报道，成果朋友圈里都是分享吃喝玩乐的消息。

　　北青报：那您的朋友圈里都有谁？

　　余华：基础上能跟我交换的人也不会用朋友圈，朋友圈里的人都是看我在用微信的时候，问我能不能扫一下。扫过去一大帮人，没意思。(记者 张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