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端的。
    鸦片战斗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抢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导救国的主意，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导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沈学说：“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高低同心，讲究富强”。卢戆章说：“以切音以识汉文，……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国民何致鱼肉？”王照说：“列位啊，咱们个人都要点儿强吧，瞧瞧咱们中国都成什么样儿啦？”“中国政府非注意下层教导不可，欲去下层教导的障碍，非制一种沟通语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卢戆章(1854-1928)是我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颁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长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认为，汉字“或者是当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难者”，而切音新字“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这样一来，“省费十余载之时间，将此时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卢戆章并不请求破除汉字，他主意“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后来，他又编写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用切音字来拼写官话。
    继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开端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涌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数只在小领域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
    王照(1859-1933)曾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启发开端拟定汉语拼音字母，1900年机密回国，以“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汉字笔画作为字母基础，声韵双拼，并且主意以北京话为标准官话。他说：“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他并不主意破除汉字，他说：“有力读书，有暇读书者，仍以十年读汉文为佳”，“汉文俗话并行，互相补贴，为益更多”。1903年，王照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狱，得到释放后全力推行他的官话字母，“十年之中，坚忍进行，传习至十三省境”，其精力令人钦佩。
    劳乃宣(1842-1921)是音韵学家，他积极支撑王照的方案，在官话字母的基础上补充方言字母，拟定了南京、苏州、福建、广东等访言的方案，统称“合声简字”。推广这种“合声简字”的成绩十分明显，“不识字之妇女村氓，一旦能浏览书报，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视，其欣快几乎无可名状”。
    切音字创制者的目标，虽然不想用它来代替汉字，但是他们盼望切音字能够成为一种拼音文字，与汉字分工，并行应用。然而，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
    在切音字运动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标，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系：
    ①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采用汉字部首作为拼音符号。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都属于假名系。
    ②速记系：采用速记符号作为拼音符号。1896年到1897年两年间出版的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速记系。
    ③拉丁系：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符号。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年黄虚白的《拉丁文臆解》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拉丁系。
    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重要任务是“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会议开了三个多月。在这次会议上，审定了6500个汉字的读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断定了“标准国音”；拟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个，这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对双拼的反切法进行了改良，其用处仅在于标注汉字读音，不作为拼音文字。这套注音字母后来减为37个（声母12个，韵母13个，介母3个，比双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几乎减少了一半。
    会议对于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最后决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给汉字注音，不能与汉字并行应用。黎锦熙明确指出，注音字母的职能是“伺候汉字，偎傍汉字”。
    注音字母通过之后，搁置了五年，才于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导部正式颁布。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创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还成立了注音字母书报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读物，还办了《注音字母报》。从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国应用了近40年的时间。这对于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层官员中有人感到“注音字母”的名称不好，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强调这不是一种与汉字并行的文字。
    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高度评价了注音字母的作用。他说：“辛亥革命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颁布，并且在中小学校广泛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导和读音统一有过必定贡献。尽管今天看来，注音字母还有不少毛病（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的共同基础和增进国际文化交换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历史上的功劳，我们应当加以确定。对于近四十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的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于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提出了“废孔学”、“废汉字”的主意。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蛮横的固执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甚至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提出：“废汉文之后”，“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语）”。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言论，而且把汉语和汉字混为一谈，分不清语言和文字的差别，在学术上是毛病的，因而受到了陈独秀的批评。陈独秀指出，语言和文字“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绝不能混杂，所以，是“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语言乎”还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书之”的意见。
    这个意见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支撑。钱玄同也吸收陈独秀的意见，一同提倡国语罗马字，开端了国语罗马字运动。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汉字改革专号》，采用罗马字的呼声达到高潮，会议速记，国语罗马字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钱玄同发表《汉字革命》的论文，否定汉字，说“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为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所以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惟有响响亮亮的说汉字应当革命！如此，则汉字改革的事业才有成功的盼望”。他不满足于注音字母，认为“汉字根本改革之根本改革”应当采用罗马字母。
    黎锦熙发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会议速记，提出“词儿连书”的问题，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赵元任发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提出了“国语罗马字的草稿”，应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用字母表现音节的声调，不造新字母，不加新符号，并提出了系统的词儿连写规矩。
    1923年8月，教导部召开国语统一筹备会，录音整理，决定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员和一些语言学者主动组织“数人会”，提出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颁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与注音字母两相对照，认为国音推行之助”。在国语罗马字运动中，出版了一些读物，如《国语留声片读本》等。
    1932年教导部颁布的《国音常用字汇》，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式对照。但是，国语罗马字始终没有走出知识阶层的圈子，没有在社会上广泛推行，它的影响远不如注音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