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龙回想说，因为自己来自绍兴，所以听钱穆的无锡官话毫无障碍，这本讲稿中就保存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他对各个时代的名人名作如数家珍，观点机动且多见真性格。

　　骆玉明：老师常常会冒出些“奇谈怪论”，见性格而有趣味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为钱穆版《中国文学史》所作的序言里便说道：“讲课跟著述不一样，各篇之间，简略的可以是寥寥数语，详细的可以是细细考论，对均衡是不甚讲究的。但笔录自有笔录的利益，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怪论’，见性格而有趣味。”比如钱穆评价先秦诸子，说孔子如钟，“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不叩不鸣”，孔子之巨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庄子则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貌教训人，他所讲的寓言其实相当有道理；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不配与人讲，你们愈不懂，我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说“知我者稀，斯我贵矣”；墨子则是必定要讲到你明确为止，因为他是社会运动家，是宗教家。

　　叶龙：钱师认为谢灵运不如陶潜，宋玉不如屈原

　　叶龙评论称，讲稿的意义就在于即兴，它与严正撰写的著作不同，不会刻意压抑自己对史料的见解，而钱穆的观点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把“知人论世”作为文学评价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因此，李、杜齐名，钱穆以杜甫为高，他说“李白是仙风道骨，老庄风采；杜甫则布帛粟菽，有儒家精力”，杜甫的全部人格精力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产生了大关系。“钱师的《中国文学史》首先是人的历史，以此标准衡量，他认为谢灵运不如陶潜，宋玉不如屈原，吴敬梓、曹雪芹绝不能与蒋心馀相比，阮大铖更不能与孔东塘比。”

　　“知人论世”正是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贯穿始终的线索。他在“绪论”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讲文学史应先明确历史，文运必与世运相通”，巨大的文学多在太平盛世时产生，北京速记公司，魏晋南北朝时代之文学只能说是文学之觉悟，到唐代才是神完气足。以“史”的标准来衡量，钱穆认为明中叶的作家远不如初明，因人人心中已无大传统存在，因此对“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与《西游记》、《金瓶梅》，钱穆确定前两书，对后两书则颇有微词。他说施耐庵“身在元，心在宋，身遁草泽，心存邦国”，“《水浒传》虽是一部社会下层文学，而实带有中国传统政治上层文学之真心情与真精力”，而《西游记》和《金瓶梅》“只具游戏性、娱乐性，只有写作技巧，何曾有写作精力”。

　　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多热爱，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与断裂就有多痛心疾首，所以在这部讲稿里，他对“新文化运动”、对胡适等人也颇有微词。在钱穆看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白话文完整可以做到相容共存，不必厚此薄彼，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将变成一个无根的民族。如讲到他很推重的建安文学一节时，钱穆就顺便提到：“现在生物已进化到人类，但其他动植物仍然不能不要，所以有了白话文，仍然可以存在其他文体，不能单用白话文学史代表全部过去的历史。”对于胡适提出打孔家店的说法，他的评价是“我对此人感到有趣，且万分同情”。在最后的“结论”里，钱穆又总结说：“五四运动之大影响，并非有一套理论，却是有一套新文学赞助，来吸引激动人。这是粗的俗的通俗文学，速录公司，有力量，但这种问题并不能用来讨论严正的文化思想。今日如有人说，录音整理，某人思想掉队了，这不对。意见可以说掉队，可有反对、不同的，但知识是真理，是永远存在的，而‘掉队’、‘潮流’等口号只是运动的玩意儿。”

　　摘自：北京青年报

　　被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一位通儒”的钱穆先生，其一生留下80多部著述超过1700万字，除《钱宾四先生全集》涉及较少纯粹的文学内容篇幅外，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1953年，叶龙进入香港新亚书院读大学部，4年间修习了钱穆讲解的6门课程。1955年9月，钱穆开授“中国文学史”课，叶龙也前去认真听讲，而且因受过速记训练，他几乎一字不漏地记下全部讲课内容。时隔60年，这些保存完整的笔记终于得以收拾出版为《中国文学史》讲稿。从《诗经》到明清章回小说，分31章，共12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