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的一大特点是专业化。时至今日，还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不是天才，就是痴汉。承认“术业有专攻”，录音整理，并非逝世守楚河汉界，选择适当的机会高低求索，左右开弓，这样聪慧的学者大有人在。考虑到传统中国文史不分家，“史家”愿意“论文”，从来不会被低估，反而可能被高看一眼。

二十年前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过程》，讨论晚清以降十七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其中前几位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郭沫若等，都是文史哲兼通，开一代风气的大人物。此外，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傅斯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以及邓广铭的《辛稼轩年谱》等，也都是史家谈论中国文学的高深之作。那么，钱穆（1895-1990）讲述、叶龙收拾的《中国文学史》，是否可放在此系列中谈论呢？答曰：不行，因其属于通俗读物，不像上述诸君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值得专家认真看待。

叶龙收拾的钱著《中国文学史》，前年在《深圳商报》连载，去年由成都的天地出版社刊行，发行状态很好，但媒体及学界的评价天差地别——前者热情拥抱，后者置若罔闻。我的立场居中，既不认同过度吹捧，也不主意完整抹杀。在我看来，这是一位历史学家偶尔客串讲解“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记载收拾稿，不该以专业水准来衡量，而应重要着眼于课堂浮现、通才理念以及文化自负。这样，才干正确地为此书定位。

钱穆

从讲演录到文学史

叶龙收拾的《中国文学史》，并非钱穆第一种文学研究著作。作为史学家，钱穆重要以《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在学界享有盛名。此外，还有很多学术史、思想史或文化评论书籍，“惟有关文学方面，仅有一册，名《中国文学讲演集》”（参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31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这是钱穆八十八岁完成《师友杂忆》时的感叹。言下之意，这方面的工作，他本来可以且应当有更多的成果。大概是为了补充此缺憾，第二年台北的东大图书公司刊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同时推出了钱著《中国文学论丛》。

1963年香港人生出版社版《中国文学讲演集》收文十六篇，1983年东大图书公司刊行的《中国文学论丛》在前书基础上，添加了十四篇。这两册“文学论”，基础上都是演讲稿，“并没有一贯的打算和结构”，且因“听众对象不同，记载人亦不同，因此所讲所记，精粗详略各不同”，但作者对自家讲解中国文学的能力及程度还是很有自负的：“我曾在新亚讲过两年中国文学史，比较有系统，但我在冗忙中，并未能把学生课堂笔记随时收拾改定。”（参见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自序》）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收拾课堂笔记的遗言，总算由弟子叶龙代为完成。在这个意义上，钱著《中国文学史》的刊行，还是可喜可贺的。

收入《中国文学讲演集》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国散文》《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以及收入《中国文学论丛》的《中国文学史概观》《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等，都值得一读。除了这几篇文章本身自有佳处，还因其与钱著《中国文学史》有颇多关联。此外，钱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合肥：安徽教导出版社，2004年）卷一的《读〈诗经〉》《〈西周书〉文体辨》，卷二的《中国古代散文——从西周至战国》，卷三的《读〈文选〉》，卷四的《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读〈柳宗元集〉》《读姚铉〈唐文粹〉》等，也都是在讲解文学史课程时略有想法，日后扩大成专题演讲或专业论文的。也就是说，从专业角度考量，钱穆谈论“中国文学”的精华，不在这册课堂笔记收拾本中。

除了课堂讲解的特点，还必须考虑钱穆本人的学养与精力。1955年的钱穆，正为主持新亚书院事务忙得不亦乐乎。自1949年秋天创校，到1964年夏天辞职，加上此前亚洲文商学院一年，钱穆自称“亦为余生平最繁忙之十六年”（《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308页）。看一介书生如何白手起家，与诸同道齐心协力，在兵荒马乱之际，为延续中华文明血脉而艰巨办学，还是很让人激动的。这种工作状态，与三十年代在北大教书，每周四节课，客居汤用彤家，离太庙很近，经常在参天古柏下备课，“发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47页），完整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