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清议报》1898年创办于日本，是立宪派创办的首份宣传立宪的刊物。

 

《政治官报》1907年开端发行，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创办的机关报。

　　今年正值“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 “新文化运动”也成了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新作《“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就是从报刊和出版的视角来看一百年前的这场思想运动。在陈平原教授看来，大众媒介在建构“国民意识”、制作“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略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情势密切相干。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早报刊载《“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一书中的《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节选），标题为编辑所拟。该文为陈平原教授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客座时的专题课录音收拾稿。

　　陈平原

　　讨论晚清，从政治史、经济史、文明史、宗教史、交通史等各种不同角度切入，其采用的方法和努力的方向，会有很大的差别。我这门课重要关注晚清文学和文化，会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会锁定什么样的特定对象，必须有所交代。先说学界已有的研究思路，大略说来，不外以下四种。

　　第一，谈文学与文化，晚清中国，最突出的潮流，当然是借鉴西方文化。这就是诸位很可能十分熟悉的论述思路，从谭嗣同等人撰写“新体诗”说起，关注黄遵宪、梁启超等如何在诗文中描摹、歌咏新事物，比如电报、轮船、议院、国会等。再进一步，将西洋器物与“欧西文思”联合，于是有了“新文学”。从“欧西文思”如何进入中国并影响中国文学的走向这一角度，解读晚清文化与文学，这一思路，从1920年代就已形成。

　　第二，从1930年代开端，由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的流传，很多文学史家开端关注小说、诗歌、戏剧中体现出来的社会生活的变迁。从这个角度进入中国文学研究的，不妨以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为代表。此书1930年代以后不断修订重版，影响很大。借小说、歌谣、传说以及戏剧等，勾画并诠释晚清七十年的风云激荡，这思路到现在还有生命力。

　　第三，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由于特定的意识形态需要，大陆特别强调文学作品“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于是关注太平天国的文书、义和团的歌谣，或者捻军的故事等，姑且称之为被压迫大众的文学想象。这一研究思路，面临很大的危机，还不是“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太平军、义和团等就那几首歌谣，只能转而搜集乃至创作“民间故事”。

　　第四个研究的方向，我称之为“现代化想象”。所谓“现代化想象”，即认定晚清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向西方学习，从早年的洋务运动，到后来的提倡思想启蒙，不管是器物还是精力，都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换、碰撞中发展壮大的。这里包含真假的“现代化”与真假的“文明”，李伯元小说《文明小史》以及《官场现形记》等，对此有很生动的表现。这两本书，一般人爱好后者，但就对晚清社会的表现以及“现代化想象”来说，《文明小史》更合适作为研究的样本。

　　谈论“现代化想象”，当然必须特别关注西洋文学进入中国。1898年林纾译述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所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不只是茶花女的悲苦命运，让中国人倾心的还有小说的表现伎俩。不过，有一点必须提示诸位注意，早年介绍进来的西洋小说，大都是人家那边的通俗小说。通俗小说变了一个环境，成为士大夫的案头读物，乃至影响了中国文学过程，这时候，“俗”也就变成“雅”了。我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里，曾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这四种思路，都有其合理性，也都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假如盼望找到一个兼及物质与精力、文化与文学、内容与情势的研究方向，我会特别推荐“报章研究”。在我看来，近代报刊的涌现，是全部晚清文学与文化变更的重要基石。可以这么说，报章作为一种流传媒介，既是物质的，也是精力的。媒介并不透明，本身就带有信息，这点，读现代流传学的，大概都能懂得。这一点，很像1980年代的谈论“有意味的情势”，即承认所谓的“文学情势”选择，本身便隐含着某种审美趣味，或者说“情势化的内容”。

　　这一思路，当初被讥为空洞花哨的“情势主义”，现在已被广泛吸收。稍微认真视察，我们便很容易注意到，从明清版刻到近代报章，这一转折，不仅仅是技巧问题，还牵涉到流传情势、写作技巧、吸收者的心态、写作者的趣味等，实在是关系重大。文人著述，不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也不再寻求“十年磨一剑”，而是“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这种文学生产及流传方法的宏大转变，会议速记，让当时中国的读书人，既高兴，也惶惑。

　　我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以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等书里，再三谈论过这个问题，下面我还会提及。只是在正式讨论之前，我先引述三段话。

　　第一段，摘自1901年《清议报》第一百期上《中国各报存佚表》，那是晚清很有预感性的名言，只惋惜无法考证作者。这段话在我看来，很有象征意味：“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录音整理，为之一变。”近代的报纸、杂志出来以后，中国人的生活方法以及文章体式全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更。

　　第二段，黄遵宪看了章太炎发表在《清议报》上的文章后，说了一句话：“此文集之文，北京速记公司，非报章之文”。报章自有其奇特的文体，不同于此前的专门著述，这一点，今天看得很明确，当初可是不太明确的。在黄遵宪看来，章太炎文章太古雅，一般人读不懂，那不是报馆文章的正格。

　　第三段，梁启超读了严复译述的《原富》后，写文章推介，说这书译得很好，只是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一般读书人看不懂。严复回信说：我是为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写作的，不想迁就市井乡僻不学之徒，我们应当努力凸显“中国文之美”，而不是随波逐流，写鄙俗的报馆文字。

　　这三段文字，都阐明一个问题：报纸杂志出来以后，当时中国的读书人，都明确意识到，我们的文章在变。至于是变好还是变坏，取决于各自不同的文学趣味。这里所说的“文体”，应当涵盖诗歌、文章、小说、戏剧等。流传方法不同，信息也随着变形；同样，文学发表道路变了，其作风也不能不有所转移。

　　全部20世纪，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是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然后才结集出版的。一个人从没有发表过诗，突然出了本诗集，这种情况有，但不多。这是第一。第二，所有的作家，多多少少总跟报纸、杂志有关系，好多本人就介入了报刊的编辑业务。第三，报纸、杂志往往成为推动学术潮流和文学潮流的重要力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报刊合适于“造势”。文学要改革，学术要进步，需要集合一些同道、提出一些口号，以推动文学及学术事业的发展，这时候，个人著述的影响力，远不及报纸、杂志来得大。第四，报纸、杂志成为集结队伍、组织社团以交换思想的重要阵地。

　　假如诸位读唐诗、宋词，你就会创造，诗酒唱和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晚清以降的文学，则重要以报刊为中心来展开。比如，新文化运动后，北京的读书人爱好在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聚会，报刊编辑也爱好借此组稿。思想流传、人际来往、社团组织，还有各种文学情报的交换等，全接洽在一起。所以，假如要谈晚清以降中国文学或文化的发展，一项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报纸杂志。

　　这么一来，很容易推导出一个结论：研究古代中国文学，可以文集为中心；研究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学，则必须把报章的崛起考虑在内。你研究杜甫，可以重要根据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等个人专集；可你研究鲁迅，逝世抱住一部《鲁迅全集》远远不够，除了细读本文，你必须考虑他每篇文章的生产与流传。在我看来，这是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大差别。

　　我曾经说过，最近十年，假如研究中国文学，最具寻衅性、也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一是先秦，一是晚清。为什么？因为出土文献及各种考古新材料，使得我们对先秦的历史、思想、文学的见解，产生了很多变更。至于晚清，则是目前正逐渐成形的报刊研究热，使我们得以将文学作品置于新的生存空间，展现其不同于古代文集的性格。

　　记得史家陈寅恪在给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写序时，提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材料，用这些“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方才构成“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对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没有兴趣，或者说一点感到都没有，只能说是“未入流”。这么说的话，最能体现“预流”的，应当是像陈寅恪表扬的王国维那样，将地下文物与地上材料相印证。可以说，考古学是这一百年来中国人文研究领域里成绩最大的，它彻底转变了我们对于全部中国上古史的想象。而且，你不知道地下还有多少随时筹备出土的好东西！所以，考古学成果日新月异，做古代中国史的，无不眼睛睁得大大，生怕错过了重要的史料。


　　可话说回来，你如果研究的是宋元以降的文史，考古材料的重要性相对小得多。你确定会问我，研究晚清，新材料在哪里？我很爱好晚清文人孙宝瑄的一句话：“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出土文献当然是“新材料”，但此前不被学界关注、由于眼力变更而进入视野的，同样是“新材料”。换句话说，你能读出新意，逝世东西也能变活。像旧报纸、旧杂志，早就存在于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就看你会不会用。在我看来，晚清以降的文史研究，不能只读作家或学者的文集，必须同时关注报刊、档案等，这样才干扩大视野，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